壓軸環節，原本該上台頒獎的鞏俐穩坐不動，李安只得一人上去救火。他說：“我參加金馬獎30年了，相信在座都是跟我一樣的心情。在華語電影生態環境裡，我們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我們一起競爭激勵，也互相扶持關照，我們每一年聚在這裡好像在慶祝豐收，感覺特別好。言辭懇切，舉重若輕。

頒獎結束後，鞏俐繼續缺席評審見面會。李安再度嚴肅表明立場：「藝術是很純粹的。今天金馬獎有95%以上的影人都出席了，在華語區沒有一個影展可以這樣，所以金馬在大家心裡是有分量的，請大家給電影人一點尊重。」此前幾十年，李安從未擔任過拍電影以外的工作，他自認笨手笨腳，表達能力欠佳。這是一個被推上風口浪尖的老實人，所能做出的最不卑不亢的回擊。

若不是這件意外，李安主席的金馬元年本可稱完美。他落寞地轉身準備離開，一個回眸讓攝影師捕捉到苦笑和疲憊的眼神。惜別酒會上，鞏俐握了握李安的手臂，而李安像個犯錯的小孩一樣，沮喪地垂著頭。

華語世界的精神燈塔
為這個主席，李安付出過不少心力。
比如親自出面邀請最不可能的人選——四年前剛砲轟過金馬不公、放話說永遠不會再來的鞏俐，出任了評審團主席；比如拉來他的老友、多次合作過的作曲家麥克唐納，圍繞《冰風暴》為影迷增設了放映和座談活動；就連壓軸表演嘉賓莫文蔚，也是靠李安刷臉請來的。

他用自己多年積攢的資源，努力擔任起華語電影圈的粘合劑。李安的個人魅力確實為金馬帶來了更大的凝聚力——今年報名金馬角逐的作品共有667部，比去年創下的紀錄又多出近100部。

在影展期間，李安無時無刻不受到巨星般的追捧。《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稱自己有三個「奉若神明」的導演偶像，第一個就是李安。在金馬的活動上，他和李安並排坐在一個三人沙發上，如此近的距離讓他激動得說不出話。被問有無信心拿獎，文牧野喃喃重覆：「見到李安了，足矣，足矣。」《誰先愛上他的》的導演徐譽庭也說，這次來金馬最大的心願不是獲獎，是能跟李安合張影。

李安身體力行地走到年輕人中間。今年64歲的他不顧白天黑夜，出席了每一場首映禮，鼓勵了每一個劇組，盡可能多地在公開場合亮相，讓影迷能夠看到他，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

李安去了金馬創投的結業禮，用老父親般的口氣對青年導演們感慨道：「如果我那個時候就有金馬創投，我就不會在家做六年家庭煮夫了。那時候真的非常困苦，覺得懷才不遇。我希望大家都有機會找到彼此，好像一群企鵝找到彼此最好的對像，然後孕育出更多更美好的電影，希望華語電影能更加發光發熱。”」

當代台灣青年導演生在一個尷尬的時代，既錯過了楊德昌、侯孝賢引領的那批新浪潮，又看不到台灣電影工業的未來。來自台灣的媒體人、電影人鄭偉柏坦言，做電影很難，總需要一些東西來支撐我們堅持下去，金馬獎是一個，李安也是一個。

李安自身——他的奮鬥史和他的成功，就是照給華語電影後來者們的一座精神燈塔。

與台灣和金馬的當年情
「他不可思議地接下（金馬主席）這個重任，說明他對台灣電影仍懷揣著使命感跟愛，他要硬生生推掉很多工作，要從很遠的地方飛回台灣。就像李屏賓接任台北電影節主席一樣，能跟大師直接面對面接觸，就是對年輕電影人最大的激勵。」曾任金馬獎評審的台灣影評人張士達向我們講述。

張士達是做電影記者出身，2005年他在威尼斯電影節當場見證了《斷背山》斬獲金獅獎，這對一名電影記者來說是職業生涯中最激動的時刻。據張士達回憶，李安在接受完輪番轟炸的訪問後，特意囑咐要留給台灣媒體一段時間，非常貼心。鄭偉柏也證實了李安的這個小習慣——《色·戒》在威尼斯獲獎那年，李安同樣通過工作人員告訴家鄉的記者們等他一下，他會抽空過來交流，沒多一會他果然來了，帶著張震，張震又帶著香檳。

李安對台灣感情很深。他在台灣出生成長，直到二十三歲當完兵才離開去往紐約。在美國的時候，李安也天天看中文報紙，關心台灣的發展情況，他的父母親友也一直都在台灣。

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李安度過了眾所周知的六年煎熬時期，新片屢試屢敗，鬱鬱不得志。在《推手》之前，李安窮困潦倒到極點，存褶只剩下43美元，兒子李淳又剛剛出生，全家都靠太太勉強養家糊口。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是來自台灣的一筆獎金拯救了他——李安的《推手》劇本獲台灣新聞局海外劇本徵集首獎，獎金40萬，《喜宴》獲得二等獎，獎金20萬。不僅如此，新官上任的“中影”徐立功又大膽批給李安1350萬預算，鼓勵這個籍籍無名的學生把《推手》拍出來。

李安自己都說，當初寫《推手》其實就是為了贏劇本獎金，壓根沒想過還可以拍出來——他覺得像《推手》、《喜宴》這樣老頭子的故事不可能有市場。《推手》上映日跟金馬獎頒獎是同一天。《推手》獲得9項提名，頒獎前還沒什麼票房，拿到最佳男主角、女配角和特別獎之後，第二天票房立即暴漲，投資方不但沒虧還小賺一筆。也正是因為要去金馬領獎，窮得連張機票都買不起的李安得以回了趟久違的、朝思暮想的家鄉。

曾做過《冰風暴》發行的發行人李良玉回憶，即便後來去了美國發展，李安也對華語電影十分關心。每次回到台灣，他從早上七八點到很晚都會排滿要見面的記者、同行，甚至兩個地方中間坐車的時間都要安排，他願意帶著極高的熱情跟人分享。

籌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李安特意找到李良玉，仔細詢問她台灣後期特效公司的情況，最後就在台中建了一個巨大的造浪池，請台灣的特效公司參與，拍完也請求有關部門保留設施，為的就是能對台灣的電影工業有一些帶動作用。

飲水知源，知恩圖報。今天的李安還願意回到台灣，願意扛起金馬獎的精神大旗，是他對當年情的厚重回饋。

李安愛台灣，但這份愛又有些複雜。他從來不是什麼激進的參與者，但也不是作壁上觀的局外人，他會站在多重角度冷靜地思考。他的電影中常充斥著的失敗者氣息，以及他對父權地位的探討，無一不映射著這份複雜的情感。

從《喜宴》開始，李安的電影進入中西方跨界地帶，但《喜宴》因其「混血」屬性在台灣熱度下降，《飲食男女》在金馬獎更是一無所獲。李安開始陷入有關身份的困擾與反思。他去好萊塢拍了《理性與感性》、《冰風暴》、《與魔鬼共騎》、《綠巨人浩克》，口碑褒貶不一，而回歸中國傳統的《臥虎藏龍》卻讓他收獲奧斯卡四項大獎。

因為家庭關係，李安沒有侯孝賢那樣與生俱來的歸屬感，直到小學轉學才開始感受到自己身上來自不同文化的力量拉扯，他不得不學會在夾縫中尋求平衡。對於台灣來說，他是外省人；對於大陸來說，他是台灣人；對於美國來說，他同樣是異鄉人。在不斷的成長和遷徙中，李安漸漸成了一個失去「根性」的人，無法定義，無法歸類。

在李安的電影裡，有一整片泛化的中華故土。《父親三部曲》裡的海外華人，《臥虎藏龍》裡的古代俠士，都是中國人。李安說過，你必須得有自己的根，那就是你的文化，你的脊樑，你是誰，你不能放棄這些。

李安對家鄉的地理認知是模糊的，但情感歸屬漸漸變得十分明晰。無論中華大地的完整性在現實世界遭遇了怎樣的挑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任何人都無法割斷千百年傳承的情感紐帶。李安終於找到了他的「根」——答案指向的不是某一個地域，而是一個文化。因此當他的精神故土受到侵犯時，他瞬間變回一個失去家的遊子，心碎的表情讓人心疼。

「對於現實人生，我似乎一向心不在焉應付著，有一搭沒一搭，藕斷絲連聯繫著。而在電影夢境裡，反倒比較能專心致志。我一遍一遍去到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夢，是我企圖尋回的樂園。」對於李安這樣純粹的創作者來說，保護好文化藝術的淨土，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李安導演一生都在打破舒適圈，不斷挑戰題材和技術的高峰，游刃有餘遊走於中西方文化之間，這份對藝術的虔誠和敬畏不容褻瀆。他對金馬獎未來的期許，亦是全體華語電影人的心願。

金馬獎不是沒有遭遇過外來因素的阻撓，是在一代一代電影人的努力保護之下才能走到今天。最好的華語電影都能被看到，幾乎所有主創都能輕鬆、舒適、自由、坦誠地相聚一堂，這是一件多麼來之不易的事情。

金馬歷任主席裡，侯孝賢創立了金馬學院，以真才實幹薪火相傳；張艾嘉為金馬融入一份女性柔情，春風化雨多方周全。到了李安這裡，沒想到一上來就是絕處求生的險境，我們期盼精通“推手”的李安能以柔克剛，逢凶化吉，帶領華語電影人重新團結一致站起來。此時李安的上任，別無他選，恰逢其時。

放下成見，回歸藝術，尊重創作。就像李安最後給胡波媽媽的擁抱，那才是本屆金馬獎最溫暖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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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是新浪娛樂二十歲世代記者何小沁採訪撰文、攝影宮德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