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岡滄桑與風華》我的老兵父親胡傳虞
文圖／胡世詮

安徽古稱皖，境內有淮河、長江、新安江流過，淮河以北稱為皖北。胡傳虞就是出生於阜陽轄下的潁上縣潤河集的三胡莊。
他是胡家的第一個壯丁，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民國二十二年左右，因為黃河氾濫，民不聊生，十六、七歲的他決定從軍，謀求生路。
民國廿三年國民黨在河南駐馬店招兵，父親辭別父母及家人，與潁上同鄉崔耀武及霍邱賈鴻臣，一起投入了也是同鄉的徐中嶽將軍麾下。
他們三人生辰，崔耀武民國四年，賈鴻臣民國三年，胡傳虞民國六年。私下結拜為兄弟，入伍學兵連，不久都當上了班長。
由於皖北人個性剛直強悍，一直是淮軍主力；他們加入的部隊，也是具有西北軍傳統的國民革命軍獨立九十五師。
民國二十六年由廣西人羅奇接任師長。九十五師在抗日戰爭及國共戰爭中，都表現出色，被譽稱為「趙子龍師」。獨立九十五師在抗日戰爭中，是一隻勁旅，從沒吃過敗仗，也未丟過一挺機槍。
胡傳虞與崔、賈兩位班長，因為表現優異，很快就被擢升為排長。此時，日寇侵華的野心也明目張膽起來，中日之間到底戰與不戰？猶豫與準備中，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竟然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九十五師接獲命令，星夜兼程趕往西安救駕。幸好有驚無險，反而讓蔣委員長團結了全民抗日的意志與決心。
民國二十六年農曆五月十九日，胡傳虞連長返回家鄉安徽潁上，迎娶霍邱籍的司孟蘭為妻。胡傳虞當時在九十五師283團任特務連連長，深得師長羅奇的重用。新婚其間的他，忽接部隊電報曰「七七抗戰爆發，盼吾弟返部共赴國難。」他只得拋棄嬌妻別離父母，參加抗日戰爭，保家衛國。
九十五師原來只是一支雜牌部隊，是寧夏馬家軍（馬鴻逵部）的四個團改編。初成立時，僅屬乙種師編制，首任師長唐俊德，第二任師長李鐵軍。
真正改變九十五師命運的，是第三任師長羅奇。民國二十六年羅奇接任後，整頓軍紀，加強訓練，逐漸將該師打造成鐵軍。
抗戰爆發後，胡傳虞隨九十五師奉調鄭州，擔任黃河南岸的守備任務，同時抽調三個營的兵力，南下支援第一軍赴上海抗戰，這三個營的將士全部陣亡。接著九十五師參加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幾次會戰等一系列國軍正面會戰。
九十五師的裝備不如中央軍，但該師將士以敢拼敢殺著稱，尤其格鬥之術勇冠三軍。
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該師283團的一個連，在橫田鎮與日軍荒木支隊一個大隊相遇，雙方最後進行了殘酷的白刃戰，該連殲滅日軍94人，卻也犧牲了64名官兵。
此役在雙方兵力相當下，以64比94的傷亡比例取得戰鬥勝利，這在八年國軍正面抗日戰場上，是極為罕見的。
在當年戰場上，中日雙方的傷亡比例通常都是4比1甚至更多。此戰後，九十五師就被稱為當陽部隊，也被稱為「趙子龍師」，連日軍都懼怕與他們作戰。胡傳虞當年就是九十五師283團的上尉連長。
胡傳虞常津津樂道的一件事，就是曾經與共軍元帥劉伯承將軍，在太行山共同抗日的經歷；他們九十五師都稱一二九師的劉伯承為「獨眼龍」。
有一次，國共雙方趁空，雙方比賽戰技。約定在90華里外的某個鄉鎮取信物，必須要蓋上該鎮的印信才算。
九十五師派了一個年輕戰士，劉伯承部則派出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兵。比試結果是共軍一二八師代表到了一個多小時，九十五師的代表還不見蹤影。胡傳虞常說，共軍之中真是藏龍臥虎啊！
民國二十七年4月的焦作戰役，在八年抗戰中微不足道，但是對胡傳虞來說，卻是奠定他在九十五師勇將地位的一役。
當晚他帶領一個排摸進了日軍大本營，趁拂曉時分，從滿是日軍的營地殺出。天矇矇亮時，兩挺機槍開道，兩挺機槍墊後，殺的日軍鬼哭神嚎，拼命往鍋灶裡鑽。
羅奇師長在山頭用望遠鏡，看見這批好漢就像一條火龍，在日軍營中如入無人之地。許多軍中戰友膩稱胡傳虞為「傻子」而不名，是因為敬愛他的勇敢，卻又有點疼惜之意。
不管是打衝鋒還是斷後，「胡傻子」總是受到羅奇將軍的重用。胡傳虞其實一點都不傻，他是熟讀步兵操典並靈活運用，深信薛岳上將的名言「倖生不勝，必死不死」。
抗戰八年中，胡傳虞共負傷兩次；一次是在長沙會戰中，被機槍子彈打穿小腿，另一次是與日軍拼刺刀肉搏戰受傷，但都能在復原後立刻投入戰鬥。
民國三十四年8月，抗戰勝利，他隨同獨立九十五師師長段澐接收越南，接著在11月到台灣高雄港，進行日軍投降後的接收事宜。
民國三十五年師長段澐，欲整肅鬥爭部下，個性耿直的胡傳虞為了保護營長及團長，而承擔起開倉放糧的責任，接受軍法審判，該案承審軍法官知道案情原委，深知胡傳虞的俠義是代人受過，而流下了同情眼淚。
民國三十五年5月，九十五師由台灣開赴華北與共軍作戰，胡傳虞則羈押在台北上海路的軍事看守所。他後來回憶說自己是「傻人有傻福」。
因為國軍九十五師後來在東北「塔山之役」與共軍爭奪中，幾乎全軍覆沒，僅剩下三個營從舟山撤回台灣。這一役也被共軍形容為對國軍戰鬥中，最艱苦的一戰。
胡傳虞在台灣被關，有士兵看守，相對的也躲過了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的波及。
他後來評論此事，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必然而非偶然。關鍵不在於台民造反殺外省人，而算是國共內戰的延伸與殘留皇民的鬥爭，加上當時留在台灣的國軍，大約僅剩下幾百人，已經沒有維護治安的能力了。
二二八事件經迅速平息後，胡傳虞終於與安徽老家通上了信，此時父母尚在，當年新婚的妻子司孟蘭，已經等了他整整十年。
夫妻終於在民國三十六年11月重逢，經過十年滄桑，二人面貌已變，見面竟不相識，僅能憑記憶中的兩顆痣來相認。
胡傳虞夫妻定居鳳山，加入孫立人將軍「第四軍官訓練班」受訓。隨著國共戰勢逆轉，民國三十八年幾百萬軍民轉進台灣，從此大陸台灣隔著台灣海峽對峙，兩岸從此音訊全無，親友骨肉分離，一直到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台灣才開放老兵返鄉探親。
胡傳虞在台生子女四人，皆受完大學教育。他在軍中因為受到孫立人案影響，僅以少校軍階退役，後半生做作小生意餬口。幸而兒女爭氣，多任職於教育界，他晚年則醉心於老莊哲學思想。老夫妻倆終於在民國七十五年11月，當上了爺爺奶奶。
真正讓胡傳虞魂縈夢繫的，還是返回安徽潁上的老家，看看久別的親人。
民國七十九年，由長子家慶陪同，帶著三大件五小件，打了幾十個金戒子，從香港轉機飛南京轉車合肥，再乘三輪小車走了幾十里的狼牙路，終於抵達三胡莊老家。那時，父母親已走了，二弟傳潁也走了。拜墳，吃飯，話家常。恍如隔世。
安徽探親歸來，父親心願已了，兩年後，民國八十一年3月9日辭世，享壽76歲。母親則在16年後，民國九十七年3月10日，與父親在五指山又再度相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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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74周年受難者追思音樂會暨座談交流，8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廖繼斌、張若彤以〈促進族群和諧的關鍵一步 讓我們一同關心二二八事件中那些「無辜的外省籍受難者」〉為題，共同發表專題報告。
廖繼斌說，今日由二二八事件中被情治機關密裁的受難者廖進平、王添灯、徐征的遺族廖繼斌、黃秀婉、徐光等人出席，想替事件中「無辜的外省籍受難者」講句公道話。
廖繼斌指出，他曾聽到張若彤有關「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情事，汪烏家是一個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清查檔案後，他發現這類加害者為民間人士的案件，曾有512案申請受償，均遭駁回。

廖繼斌說，身為廖進平長孫，曾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第六屆董事，更是陳水扁前總統台大法律系同窗，他希望外省籍受難者賠償這部分應該、可以也必須突破，亟盼聯合社會大眾共同關切，促使蔡英文政府主其事者能重新檢討過往的不當處理，正視它在台灣社會所埋下的隱患。
張若彤指出，類似汪烏家這樣在二二八無辜冤死遭遇的人還有很多，由於不屬於被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的受難者，長久以來不被官方重視，甚至不見於主流的二二八歷史。而這些「受暴徒侵害的國民」不只是外省人，有很多是本省人，因為保護外省人結果也被打，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他當時被台電員工保護，後來選擇孤身逃亡，才沒有造成保護他的人也跟著遭迫害。
張若彤說，研究發現，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民國85年開始，依法受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的賠償申請。申請補（賠）償前提條件有二，一是必須具有法定的受難者身份，二是必須未曾以司法程序或前行政長官公署行政命令受有補償、撫卹或救濟。其中所謂的受難者，法定意義上指人民因二二八事件，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
所謂未曾受有救濟，除了司法救濟之外，特指二二八事件期間，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曾成立「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臨時救恤委員會」，對受害的全體公教人員有所救恤。此一「救恤」，被許多人視為與1995年以來的政府賠（補）償有同等意義，因此將他們排除在受償對象之外。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民國86年6月2日第20次董事會做成決議，不承認這些事件中無辜受害的人或其後代，符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項中定義的二二八受難者。董事會決議所持理由，即受難者並非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
董事會更於第26、27、30及33次會議中多次決議，除非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董事會將不去推翻以前已經駁回確定的申請案。
張若彤認為這一決定，讓相關受難者家屬和親族前後幾十年，兩頭爭取補償心願都落空，長期淪為社會棄兒。他個人呼籲應正視二二八事件在受償者範圍上的突破，讓更多的外省籍受難者或其後人願意站出來，來補足這些以往只能在電影《悲情城市》中看到，卻在二二八事件的紀念中缺席的被害人。

張若彤指出，政府主管部門內政部，曾於民國103年2月26日以公文指導，略稱《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為《國家賠償法》的特別法，就相關事項，如無明文規定時，應回歸國賠法辦理。
二二八事件時，因政府機關失能或主動退讓，憲警人員大多離開工作崗位無法執行職務，導致部分外省人、或被認定是外省人的人民無辜受害，這些人當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應適用《國家賠償法》：「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此外，促轉會在民國107年10月4日以「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由，撤銷了行憲前的民國36年12月20日台灣高等法院（36）刑特字第8號定讞判決，顯然促轉會更應秉持自由民主憲政高標準，以公務員怠於行使職務新事證，自我糾正，變更先前決議、重啟審查，這才符合目前台灣多數民意的期待。
張若彤強調，「二二八事件處理，對於不同族群不應有分別心」。直視二二八，是一個負能量很高的極端過程，殺戮、死亡、栽贓、陰謀從未少過。身為後人，我們可拿出什麼樣的東西，在充滿死亡的意象中間，與自保的恐懼相對抗？
他肯定廖繼斌、黃秀婉、徐光等人身為遺族，挺身呼籲重審二二八外省籍受難者補償案件這份利他的心，正是台灣當下社會，最迫切需要的救贖。亟盼主其事者，能化解多年來外界對於二二八基金會岐視外省人的誤解，同時也洗清轉型正義淪為轉盤正義的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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