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74周年受難者追思音樂會暨座談交流，8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廖繼斌、張若彤以〈促進族群和諧的關鍵一步 讓我們一同關心二二八事件中那些「無辜的外省籍受難者」〉為題，共同發表專題報告。
廖繼斌說，今日由二二八事件中被情治機關密裁的受難者廖進平、王添灯、徐征的遺族廖繼斌、黃秀婉、徐光等人出席，想替事件中「無辜的外省籍受難者」講句公道話。
廖繼斌指出，他曾聽到張若彤有關「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情事，汪烏家是一個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清查檔案後，他發現這類加害者為民間人士的案件，曾有512案申請受償，均遭駁回。

廖繼斌說，身為廖進平長孫，曾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第六屆董事，更是陳水扁前總統台大法律系同窗，他希望外省籍受難者賠償這部分應該、可以也必須突破，亟盼聯合社會大眾共同關切，促使蔡英文政府主其事者能重新檢討過往的不當處理，正視它在台灣社會所埋下的隱患。
張若彤指出，類似汪烏家這樣在二二八無辜冤死遭遇的人還有很多，由於不屬於被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的受難者，長久以來不被官方重視，甚至不見於主流的二二八歷史。而這些「受暴徒侵害的國民」不只是外省人，有很多是本省人，因為保護外省人結果也被打，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他當時被台電員工保護，後來選擇孤身逃亡，才沒有造成保護他的人也跟著遭迫害。
張若彤說，研究發現，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民國85年開始，依法受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的賠償申請。申請補（賠）償前提條件有二，一是必須具有法定的受難者身份，二是必須未曾以司法程序或前行政長官公署行政命令受有補償、撫卹或救濟。其中所謂的受難者，法定意義上指人民因二二八事件，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
所謂未曾受有救濟，除了司法救濟之外，特指二二八事件期間，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曾成立「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臨時救恤委員會」，對受害的全體公教人員有所救恤。此一「救恤」，被許多人視為與1995年以來的政府賠（補）償有同等意義，因此將他們排除在受償對象之外。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民國86年6月2日第20次董事會做成決議，不承認這些事件中無辜受害的人或其後代，符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項中定義的二二八受難者。董事會決議所持理由，即受難者並非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
董事會更於第26、27、30及33次會議中多次決議，除非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董事會將不去推翻以前已經駁回確定的申請案。
張若彤認為這一決定，讓相關受難者家屬和親族前後幾十年，兩頭爭取補償心願都落空，長期淪為社會棄兒。他個人呼籲應正視二二八事件在受償者範圍上的突破，讓更多的外省籍受難者或其後人願意站出來，來補足這些以往只能在電影《悲情城市》中看到，卻在二二八事件的紀念中缺席的被害人。

張若彤指出，政府主管部門內政部，曾於民國103年2月26日以公文指導，略稱《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為《國家賠償法》的特別法，就相關事項，如無明文規定時，應回歸國賠法辦理。
二二八事件時，因政府機關失能或主動退讓，憲警人員大多離開工作崗位無法執行職務，導致部分外省人、或被認定是外省人的人民無辜受害，這些人當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應適用《國家賠償法》：「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此外，促轉會在民國107年10月4日以「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由，撤銷了行憲前的民國36年12月20日台灣高等法院（36）刑特字第8號定讞判決，顯然促轉會更應秉持自由民主憲政高標準，以公務員怠於行使職務新事證，自我糾正，變更先前決議、重啟審查，這才符合目前台灣多數民意的期待。
張若彤強調，「二二八事件處理，對於不同族群不應有分別心」。直視二二八，是一個負能量很高的極端過程，殺戮、死亡、栽贓、陰謀從未少過。身為後人，我們可拿出什麼樣的東西，在充滿死亡的意象中間，與自保的恐懼相對抗？
他肯定廖繼斌、黃秀婉、徐光等人身為遺族，挺身呼籲重審二二八外省籍受難者補償案件這份利他的心，正是台灣當下社會，最迫切需要的救贖。亟盼主其事者，能化解多年來外界對於二二八基金會岐視外省人的誤解，同時也洗清轉型正義淪為轉盤正義的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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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打出這個篇名，都忍不住想笑，我應該可以開一個「我們曾一起睡過……」系列了吧。

但這次要寫的，比上次睡醫生要嚴肅一點點，是說以我的個性，最後一定還是流於風花雪月吧。（默哀）

那年考上台北的學校，我的幼稚園老師，後來也成為我爸媽好朋友，巴巴地在高雄的大熱天騎腳踏車來家裡，車子還沒停好就等不及開口：「我們教會在台北有一個很好的學生宿舍喔，你們王蘭芬可以去住啊！」

才十幾歲的我好不容易可以逃離老家自由飛翔，才不想住什麼教會宿舍嘞！馬上把臉轉開，砰砰砰地上樓不理他們。但後來發現那宿舍就在台大側門對面，我馬上厚著臉皮跟阿姨去拜訪他們牧師，裝得十分乖巧讓牧師幫我打推薦電話。

為什麼我這麼奸詐呢？哎，攏系為得伊啦！當時的男友考上台大，萬一沒顧好被他們學校那些頭腦好又長得漂亮的女生搶走就糟了，我說什麼也得想辦法住得離他越近越好不是嗎？

結果最後我是嫁給在這個教會宿舍裡面認識的小鮮肉（現在已經變成陳年臘肉了嗚嗚），只能說造化弄人，上帝早就都想好了。

這個真理堂附設的信義學舍是1953年在台灣宣教的美國傳教士鐘可聆創立，我1988年住進去時，真理堂還只是新生南路上一個小小的有著尖尖屋頂和木頭十字架的小小教會，宿舍分成男生一棟女生一棟，都還是水泥抹的外觀、木頭門窗和綠色紗窗，地板是磨石子的，又滑又涼。

今天看到促轉會的委員尤伯祥提出要廢除中正紀念堂的三軍儀隊的新聞，他那滿頭白髮真是令人懷念啊，當年他就住在信義學舍的男生宿舍，是我老公的舍友。大學二十多歲少年郎時，他就已經是天生少年白擁有半灰頭髮，相當好認。

我們那個宿舍所有人都是從中南部上來，整個氣氛非常「黨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以「討厭國民黨」為最大宗，但那是80年代的事，在更早的時候，並不是這樣的，像趙少康跟丁守中也住過信義學舍，他們一定沒想到與政治立場與兩人南轅北轍的尤伯祥曾住過同一個屋簷下吧。

因為都不是台北人，大部分都很不會打扮，男生永遠是高中運動褲加拖鞋，女生好一點，就是穿公館買的便宜牛仔褲跟T恤。每天晚上我們會跑出來，在巷子轉彎處的肉丸攤吃宵夜，那個個子小小看起來很害羞講話很慢的是醫科前三名，還有跟我走在一起長髮披肩一臉正氣的是當年第一類組全國榜首。。。

宿舍裡以醫科、法律系、會計系為最大宗，所以現在台灣各大醫院主任級醫師、診所院長、法律事務所所長、司法單位檢察官和法官、跨國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都有我們的人（驕傲），另外各大學裡的教授、公物機關高級官員、大中華區總裁級人物我們也不缺（跩）。

那時以法律系最可憐，根本沒辦法談戀愛，不管何時何地都在背法條，有個每天都穿著高中運動褲、頭髮亂七八糟的男生手上總是捏著一個捲起來的本子，聊一聊他就會說：「根據民法第XX條，你剛剛講的話已經觸犯了XXXX罪。。。」然後大家都是窮學生吃不好穿不好的，他每次考試前都會大聲宣布：「等我考上檢察官，一定要好好貪污！」現在他已經是某某地方的檢察長了，我可不能說他是誰，科科。

那時在我們宿舍，職棒一定得支持兄弟象，聽歌絕對陳明章，總之相當一致的愛台與本土，每周六附近信友堂都會舉行小型電影欣賞會，主持人那時也還在念台大，叫朱約信，後來出道當歌手藝名叫朱頭皮，多年後我跑唱片新聞，兩人相遇不勝欷歔啊。（其實並沒有）

我有個超瘋狂的美女室友一恒，每天都在說哪個男生很帥，問我要不要跟她去舞會，她跟她台大社會系一個男生同學很要好，她說：「蘭芬，你一定會喜歡他，他超聰明的，你出來跟我們一起喝咖啡吧。」

於是那天我去了台大巷子裡的一間咖啡館，她那個男同學看起來很老成，講話也很高深貌，完全搭不上話，坐在那邊聽了一個多小時，後來一恒再說一起喝咖啡，我就不想去了，那個男生叫姚人多。

雖然現在我們各有天地，政治傾向與人生理念也大相逕庭，但想起那個每個人都還好年輕一起穿拖鞋吃肉丸深愛我們所處的世代的熱血時光，讓我還是很想說，跟你們一起睡過……同一個宿舍，真的很幸福！（對了伯祥，我很愛中正紀念堂，可以放過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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