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 典型在夙昔─懷念蔣經國、孫運璿兩位行政院長 最早出現於 樂聯網。

二二八事件74周年受難者追思音樂會暨座談交流，8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廖繼斌、張若彤以〈促進族群和諧的關鍵一步 讓我們一同關心二二八事件中那些「無辜的外省籍受難者」〉為題，共同發表專題報告。
廖繼斌說，今日由二二八事件中被情治機關密裁的受難者廖進平、王添灯、徐征的遺族廖繼斌、黃秀婉、徐光等人出席，想替事件中「無辜的外省籍受難者」講句公道話。
廖繼斌指出，他曾聽到張若彤有關「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情事，汪烏家是一個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清查檔案後，他發現這類加害者為民間人士的案件，曾有512案申請受償，均遭駁回。

廖繼斌說，身為廖進平長孫，曾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第六屆董事，更是陳水扁前總統台大法律系同窗，他希望外省籍受難者賠償這部分應該、可以也必須突破，亟盼聯合社會大眾共同關切，促使蔡英文政府主其事者能重新檢討過往的不當處理，正視它在台灣社會所埋下的隱患。
張若彤指出，類似汪烏家這樣在二二八無辜冤死遭遇的人還有很多，由於不屬於被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的受難者，長久以來不被官方重視，甚至不見於主流的二二八歷史。而這些「受暴徒侵害的國民」不只是外省人，有很多是本省人，因為保護外省人結果也被打，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他當時被台電員工保護，後來選擇孤身逃亡，才沒有造成保護他的人也跟著遭迫害。
張若彤說，研究發現，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民國85年開始，依法受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的賠償申請。申請補（賠）償前提條件有二，一是必須具有法定的受難者身份，二是必須未曾以司法程序或前行政長官公署行政命令受有補償、撫卹或救濟。其中所謂的受難者，法定意義上指人民因二二八事件，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
所謂未曾受有救濟，除了司法救濟之外，特指二二八事件期間，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曾成立「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臨時救恤委員會」，對受害的全體公教人員有所救恤。此一「救恤」，被許多人視為與1995年以來的政府賠（補）償有同等意義，因此將他們排除在受償對象之外。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民國86年6月2日第20次董事會做成決議，不承認這些事件中無辜受害的人或其後代，符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項中定義的二二八受難者。董事會決議所持理由，即受難者並非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
董事會更於第26、27、30及33次會議中多次決議，除非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董事會將不去推翻以前已經駁回確定的申請案。
張若彤認為這一決定，讓相關受難者家屬和親族前後幾十年，兩頭爭取補償心願都落空，長期淪為社會棄兒。他個人呼籲應正視二二八事件在受償者範圍上的突破，讓更多的外省籍受難者或其後人願意站出來，來補足這些以往只能在電影《悲情城市》中看到，卻在二二八事件的紀念中缺席的被害人。

張若彤指出，政府主管部門內政部，曾於民國103年2月26日以公文指導，略稱《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為《國家賠償法》的特別法，就相關事項，如無明文規定時，應回歸國賠法辦理。
二二八事件時，因政府機關失能或主動退讓，憲警人員大多離開工作崗位無法執行職務，導致部分外省人、或被認定是外省人的人民無辜受害，這些人當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應適用《國家賠償法》：「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此外，促轉會在民國107年10月4日以「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由，撤銷了行憲前的民國36年12月20日台灣高等法院（36）刑特字第8號定讞判決，顯然促轉會更應秉持自由民主憲政高標準，以公務員怠於行使職務新事證，自我糾正，變更先前決議、重啟審查，這才符合目前台灣多數民意的期待。
張若彤強調，「二二八事件處理，對於不同族群不應有分別心」。直視二二八，是一個負能量很高的極端過程，殺戮、死亡、栽贓、陰謀從未少過。身為後人，我們可拿出什麼樣的東西，在充滿死亡的意象中間，與自保的恐懼相對抗？
他肯定廖繼斌、黃秀婉、徐光等人身為遺族，挺身呼籲重審二二八外省籍受難者補償案件這份利他的心，正是台灣當下社會，最迫切需要的救贖。亟盼主其事者，能化解多年來外界對於二二八基金會岐視外省人的誤解，同時也洗清轉型正義淪為轉盤正義的汙點！

這篇文章 二二八事件隱形人 廖繼斌、張若彤為外省籍受難者請命 最早出現於 樂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