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豪
中國為什麼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並不是中國的企業能夠突破經濟學規律…
如果是同一個企業，彈性與效率是不可能同時擁有的。
而是，中國用一種令人意外的方式，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路。
這個供應鏈網路，把彈性與效率分成兩個不同的層次來處理。
從而，中國的企業獲得承接钜量外包生產的能力。
這種能力，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無法模仿的。
中國由此而成為世界工廠。
具體說來：
過去三十年，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養出了大量中小民營企業。
單個企業的專業化程度，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這一點，只要上淘寶逛一逛就能理解。
在淘寶上，任何稀奇古怪的冷門商品，都有專門廠商供應。
這樣，專業化就被完美的達成了。
那麼，生產彈性怎麼辦？
無數家，極度專業化的中小企業，形成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路。
彼此之間互相配套，而且這種配套關係會不斷地重組。
或許，你可以想像一下變形金剛的變形過程，跟那個很像。
高度專業化的單個小企業，確保了生產效率。
而這些小企業組成的在不斷動態重組的網路，又確保了彈性。
海外的需求訂單一但出現，供應鏈網路會自動地運動起來。
小企業互為配套把任務完成，利用市場經濟的高度效率，組合彼此的生產能力。
想發展如此巨大的供應鏈網路，要有足夠多的、分工足夠細的小企業。
而且必須在同一時間成長起來，形成一個聯動的網路。
到目前為止，除了中國的超級規模，其他國家都無法模仿這種模式。
這就是為什麼iphone無法搬離中國生產的原因。
因為決定iphone生產的各種條件是動態的
華爾街日報曾經引述蘋果公司高層的話：
『iPhone生產所需的整條供應鏈如今都在中國。』
『你需要1000個橡膠墊圈？』
『隔壁工廠就有。』
『你需要100萬個螺絲釘？』
『隔街工廠就有。』
『你需要對螺絲釘做一點小小的改動？』
『三小時就行了。』
這很明確的解釋了，為什麼靠著減稅之類的單一手段，無法把iphone搬回美國生產的原因。
在創意經濟時代，要想把你的創意變成產品，所需要的製造業的整體生態，都在中國。
現在華爾街的風險投資，在評估創新企業的營運能力時，在深圳是否有辦公室，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
當然，這種產業模式並非中國首創，張忠謀可能才是原創者。
用張忠謀自己的話來說：
『當年，(我)創立台積電，提供純晶圓代工的服務』
『讓無廠半導體公司將設計交給台積電生產』
『這項創舉帶動往後高通、博通和輝達（Nvidia）等IC設計業者的興起』
『引導產業走向設計、製造、封測的專業分工模式。』
『自從我們成立以後，無廠半導體公司在全球如雨後春筍般興起。』
『過去30年，半導體產業的多數創新都來自於這些公司。』
『推動產業的許多創新，可能是我最大的驕傲。』
40年前的新竹科學園區，就是滿足了這種要求，所以促成台灣科技產業的高密度聚集。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台灣科技業面對中國龐大規模的競爭，還保持全球競爭力的原因。
但是，擁有這種優勢的產業分支，已經越來越少了…
因為，中國在每一個能複製這種模式的領域，都盡可能在複製，並且超越。
可以這樣說，台灣只有竹科這一隻金雞母，中國卻複製出了整個養雞場。
在半導體之外的領域，中國奪走了其他國家從事創意經濟製造業的所有可能性。
因為….
想創造這種有彈性的製造業供應鏈，前提是：
『要有很多建設完成、規模足夠的工業開發區』
『重點是，這些工業開發區，還必須是空的』
也就是說，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開發區等著有企業進駐，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當年的竹科，滿足了這個條件。
但是台灣後續的南科、中科、內科，卻必須面臨中國同型企業群聚區的競爭…
因為，中國還有另外一個，無法複製的優勢。
我們從更廣闊的格局來看這種開發區的建設。
企業競爭非常在乎控制成本的能力，在同行搏殺中，這是決定生死的關鍵。
想要做到成本控制，除了土地與人力這種硬指標之外，還有各種並不操之於企業自身的配合條件。
比如說週邊的道路系統，城市水電供應系統，甚至是城市餐飲、醫療、教育服務業等等。
通常，擁有成熟公共建設與完善服務業的開發區，都是已經發展成大都市的地帶。
但是這些地方，很難維持便宜的土地與勞力供應。
簡單說，如果你想在台北市開工廠，成本絕對比桃園市高的多。
這又構成了另外一個矛盾：
『想要成熟的公共建設與服務，又想要廉價生產要素的矛盾。』
要知道，成熟的公共建設與服務來自於都市化。
但是都市化越成功，生產要素的價格就越高。
查看一下經濟史，會發現各國都是工業化拉動城市化，而不能反過來。
因為，城市對於公共服務的要求遠高於鄉村。
所以，城市對於財政的需求遠高於鄉村。
如果沒有足夠的工業能力發展起來，城市便支撐不了相應的財政能力。
市政府沒錢，就提供不了所需的公共服務。
所以，通常都是工業化拉動城市化。
英國、美國、德國都是如此。
但是，日本、亞洲四小龍，卻靠著政府介入經濟領域，把這個模式反過來了。
所謂的『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就是政府出口把所有建設都先做到位，然後再吸引企業進駐，這是計畫經濟的巧妙運用。
但是，中國模仿這種模式時，卻有歷史因素的配合，讓中國如此運作的規模，是日本加上亞洲四小龍的好幾倍。
這裡要稍微岔開來，談談中國在1994年進行的財政制度改革。
這種財稅改革，引發了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模式。
讓中國的城市化在工業化之前，先發展起來了。
在日本與亞洲四小龍，這種現象是重點突破式的。
但是在中國，這種現象是全面擴展式的，而且還是超大規模的。
(這個問題很複雜，有兩個層次的變化，不容易簡單說清楚，我試試分兩部分說。
第一部分，1994年之前的成長模式。
第二部分，1994年之後的成長模式。
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成長模式，居然分別促成不同模式的經濟成長，真是奇蹟。)
1994年之前，中國實行的財政制度叫做『财政包干』。
簡單說，這是用來取代更早之前，集體經濟，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模式。
大概是這樣的：
地方政府每年要上交一定額度的財政。
除了上交的部分，地方政府還能收多少錢、花多少錢，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
這套財政制度，對中國在19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
因為這讓地方政府產生招商的誘因。
當中共中央推動改革開放有阻力的時候，地方上會有各種制度創新，讓中國從舊體制當中迅速突破出來。
這是鄧小平時代，中國能突破文革的包袱，走向改革開放的巧妙設計。
對應到大家熟悉的變化，就是中國沿海城市改革開放的第一波大風潮。
當時，從東南亞到港澳台，帶著現金到中國投資的商人，都能感受到眾星拱月的待遇。
各種領導安排接見，各種特權配合，想要怎麼搞，就怎麼搞。
所以，中國沿海地區迅速成長起來，一部分的人，真的富起來了。
當然，這是有後果的。
這讓中共中央逐漸失去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或者說『藩鎮割據』又來了。
當時，北京完全沒有想到，地方政府的活力能釋放得如此之大。
上海、廣東之類的發達地區，地方財政規模上漲的非常之快。
以至於，從1984年開始，中國中央財政占全中國財政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小。
到了1993年，中國中央收入只占全國收入的大約20%。
要知道，中國的規模非常大，地方割據的趨勢始終都很強。
像什麼五代十國、藩鎮割據之類的事情，並不只存在於歷史課本上。
只要中國的中央政府在財政、軍事上失去指導權，各地的分離傾向馬上就會表現出來。
1990年代初期，在那個眾所周知的廣場事件發生之後，中共中央的權威大減。
北京說話，上海、廣東這種發達地區就愛瘩不理的。
如果放任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很快的，中國就得再度分裂了。
但是，現代中國政府與古代王朝有兩個不同點，手上有兩把刀。
第一把，是強悍的黨組織。
第二把，是直屬的解放軍。
古代的皇帝會被群臣黨爭、地方軍閥、搞的礙手礙腳，但是經過毛澤東改造的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解放軍，卻能實現『黨制揮槍、槍指揮政府、政府指揮人民
』的統治邏輯，所以沒人敢真的跟北京對著幹。
寫到這裡，發現又太長了…
再度分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