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學理教授（前臺師大發言人/所長）
綠營發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免投票，涵蓋24位國民黨立委與新竹市長高虹安，但在今（7/26）日全數未獲通過，無有任何一人遭到罷免。
此次投票結果的背後，不僅是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在制度設計上的現實檢驗，也反映出台灣政治生態中，多重力量相互作用的複雜圖景。筆者現謹就五大維度，作成如下的綜合評論：
一、制度門檻效應：綠營註定敗北
《選罷法》第90條規定，罷免案須同時滿足「同意票數＞不同意票數」與「同意票數≥選區總選舉人25%」兩項要件。此「雙重門檻」設計，有助於防止藉由小規模的動員，即可輕易推翻當選者，進而維持政府穩定運作。這表明，當純粹的「政治動員」，無法吸引足夠的選民參與時，「雙重門檻」制度即會啟動其保護功能。
此回，綠營「大罷免」並非著眼於被罷免者的問政/施政表現，而是以集體的「扣帽子」方式，導致罷免機制一夕淪為政黨工具，在明顯缺乏正當性與公信力的前提下，不但激化了政黨對抗，也使台灣人民因為被莫名地置於兩極，而引發中間選民的強烈反感。
二、投票行為與民意態度：熱度難被轉化為行動
大罷免案雖吸引國際媒體高度關注，但中間選民在缺乏足夠理由、資訊或動機時，反傾向於以「不參與」來維持現狀，凸顯強烈的「現狀偏好」特性。再者，經由特定的媒體、帶動者、鼓吹者，雖確實掀起情緒高漲，但因為「師出無名」，而難能被轉化為普遍的支持行動，此顯示綠營在負面訊息動員與實際參與之間，顯然存在著大幅落差。
就政治心理學的角度而論，當「主訴議題」過於極端時，中間選民就往往傾向於迴避參與。此回，部分年輕選民甚至在社群平台表達其對於政黨操弄的厭倦，而未積極前往投票，這正是「民主疲勞」與「工具化警戒」產生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政治動員的抵消效應：三方博弈的平衡態
本次罷免呈現國民黨（藍營）、民進黨（綠營）與民眾黨（白營）三方的全面動員。藍營主打「反惡罷」、強調民進黨執政過失；綠營將罷免持續連結「抗中保台」的情緒動員；白營則適時介入，或助力藍營立委，或強調中立理性。各方的街頭宣講、社群發動與名人輔選形成高強度攻防，最終，綠營則因為被視為：極端操弄「抗中保台」，而加劇了選民的疲乏感，難以開出同意罷免票數。
另則，地方首長在本次罷免中扮演要角：台中市長盧秀燕請假助戰、蔣萬安掃街為王鴻薇站台，新竹市長高虹安雖遭停職，但支持者依舊活躍。此種地方、立委與市長聯動的「多層次動員網絡」，不單單提升了「無端惡遭罷免」的議題可見度，也進一步固化了反罷免的投票率。
四、社會心理與國際環境：超越台灣在地的影響因素
因為過度政治化與罷免工具化而導致的「民主疲勞」，是泛綠邊緣選民冷感的重要心理背景。當罷免不再被視為真正的問責機制，而成了政黨權力爭奪的戰場，不樂見劇烈政治變動的泛綠邊緣選民，便傾向於選擇對當家執政的民進黨「袖手旁觀」。
另則，經濟焦慮與國際局勢亦是關鍵影響因素：美國關稅政策懸而未決、激化的兩岸緊張，更是將人民生計與安全帶入罷免連帶結果及效應的考慮，此使得面對經濟前景與區域安全雙重壓力的泛綠邊緣選民，在選擇「高風險」或「生存優先」的考量下，傾向於審慎投票或不去投票。
五、未來啟示：民主深化與制度完善的雙重課題
此次大罷免全數遭到否決，對綠營自是一記重大警鐘。另對各政黨而言，則均應反思如何避除罷免的工具化傾向，以使得民主信任不會被常態化的罷免濫用而遭到侵蝕；對此，立法院或應速予檢討罷免機制及門檻設定，以防止罷免的被工具化。
與此同時，台灣公民社會的成長同樣關鍵。若非由政黨主導，而是由「真正的」公民團體、專業協會和社區組織共同承擔監督與問責功能，罷免才能如實地貼近公共利益。台灣唯有在制度與成熟公民社會並行的路徑上不斷精進，才能真正實現「既享有直接民主，又不失多元、理性與堅實穩定」的雙重果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