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貨貨
不速之客
民國60年的暑假，台北市教育局從大安區的學區內挑選出兩所國中，男女校各一，對此二校的新生進行數項智力測驗及甄試後，選出資優學生成立實驗班，入學後採用啟發式教學模式，試辦三年，再依期間學生學習的成效及教師的反饋，評估是否後續要在台北市所有學區內予以普遍實施。
我當年就讀的國中被選為試辦國中之一，且有幸成為實驗班的一員，同班三年的同學，一起成長、感情至深，至今仍常有小聚，友誼匪淺。國中畢業後，我們與當時女校的實驗班取得聯繫，在高一暑假接近尾聲時，舉辦了兩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聯誼出遊，而我是主辦人之一。
出遊當天的清晨，我在睡夢中聽到不像是鬧鐘的聲響，懵懵懂懂起了床，才發現是有人在敲門。那時大約是早上6點一刻，通常父親此時都會在院子內打拳，正納悶他為何不去應門時，廁所方向傳來父親的聲音，而此時敲門的聲逐漸加大、頻率也快了不少，不知是何人，不過應該是有急事，否則不會在週日一大清早便來拜訪，我隨即快步前去開門。
大門打開後，出現在眼簾前的是兩位年輕人，身高雖都不高，但體格硬朗結實，本以為他們八九不離十是老哥的朋友，但對方言明要找父親。我告知父親正在用洗手間，麻煩他們稍待片刻，而此時母親也來到了客廳，顯然也是被敲門聲吵醒，那時全家只有老哥一人，仍繼續與周公聊天，完全不知家中發生了何事。
不久，父親和來訪的年輕人在客廳簡短說了幾句話後，面有難色、匆匆回房更衣，想必是有急事，必須得馬上出門。那天是週日，公務員無需上班，而我也從未遇過父親週日需要加班的狀況，此外我從小就被灌輸大人的事，小孩無需知道、更無權過問，雖然當天父親的舉動不太尋常，但那我又何必杞人憂天呢 ?
更重要的是那個週日是我期待已久和女校聯誼的出遊日，根本無瑕操心這本就不該我操心的事。只是等我洗漱完畢準備出門前，卻看見父母親二人靜靜的坐在客廳內，低頭不發一語，氣氛顯然有些異樣，但我又說不個所以然來，至於先前在客廳的年輕人，此刻已移步到了院中，且不時左顧右盼，不知意圖為何 ?
由於我必須在7點半前抵達台北車站，吐了口大氣後，加快腳步走出了家門，離開時，我下意識地回頭看了看父親，發現他滿臉愁容、全身扭曲成一團，這和我印象中的父親，迥然不同，心中瞬間有些不祥的預感，事後證明我那時的直覺，的確不是空穴來風。
當時我家位於巷弄中的最後一間，走出巷弄通常只有右轉一種走法，不過有時我為了逃避父親的處罰，會翻越竹籬笆從西側的胡同溜出巷弄。那天我離家時，精神恍惚，竟然轉錯方向，這才發現在西側胡同附近，還有兩人在徘徊，看到我的出現，兩人雖然有些尷尬，但眼神卻露出了一些煞氣；只是那時我腦中一片空白，不知該如何應對，事後回想起來，此二人應該是調查局派來的另一組拘捕人馬，在胡同外站崗，防止父親從西側逃逸。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就是個老實的土包子，在湖南老家時，他靠著祖宗的庇蔭，從小不愁吃也不愁穿，歷代書香門第，爺爺更是優秀，清代末期時，參加鄉試和會試，都考取了第一名，若不是要接管家業，肯定會進京參加會考，三元及第、貴為狀元，也說不一定。想當然爾，爺爺非常注重兒女的教養，父親雖算是個富二代，但從小家中便有私塾先生執教，四書五經、閱覽無數，斷非紈絝子弟。
共產黨進入省城後，第一批追殺的就是當地的地主，爺爺自然是首當其衝。爺爺膝下有11位子女，二男九女，大伯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當時早已是家主，管理家中一切事物；父親則排行老九，共產黨入侵的前一刻，爺爺為了要留個後代傳家，便派了二個長工和父親一起喬裝成賣雞蛋的農民，出城避難。
記得父親告訴我，當時他們還沒逃出省城，就已得知爺爺和奶奶均被共產黨抓捕，爺爺在第一時間，便被五馬分屍、當場斃命；而奶奶的下場則更是淒慘，在經過數天鞭打、不成人形後，全身被浸泡於一個灌滿辣椒水的木桶內，僅將其頭與手露於桶外，而後被置放在城門口示眾，折磨了將近一週，才氣絕身亡。父親每次提及此事時，總會淚流滿面，稱自己是個不孝子，無顏苟活於世！
從小到大，我們家中大小的事情都是由母親張羅，父親基本上就是個老學究，啥事都不會、也不管，那時如果有人說父親是匪諜，我會笑到連大牙都掉在地上，套用一句比較現代的說法，憑藉父親當時的 IQ，絕對無法勝任如此高級的諜報工作。因此對於當天大清早四位不速之客的造訪，縱使我心中有所疑慮，但也不曾有太多的想法；殊不知，這群不速之客的突然出現，是將我們全家打入十八層地獄，幾近無法翻身的轉捩點。
那天是民國64年8月17日，星期天！
坐以待斃
當天我出遊返家後，發現父親不在家，對於那時的我，這是天大的好消息。主要是我從小就調皮搗蛋，每周日都得負責家中的掃除工作，父親在家時，一定會親自檢查，不容絲毫馬虎。那天晚上，不但父親不在、連母親也不知去向，至於老哥本就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如果在家才是奇怪。家中只有我一人，我自然是如釋重擔，躺在沙發椅上，呼呼大睡，直到被母親叫醒時，已近午夜時分。
剛醒來時，我還問母親，老爸是不是又去打麻將了，但母親當時臉色有點蒼白，回話時也是吞吞吐吐，這與我認識的母親，截然不同。經不住我的追問，母親才告訴我：“你爸爸有許多湖南老鄉，最近都被調查局約談，有些同鄉沒多久便被飭回，但也有當天即被收押禁見，根據我的評估，你爸爸應該沒事，再過幾天，應該就可以回家了。”
父親當時是名公務員，為中國國民黨12支黨部的員工。這個單位的原為台灣省產業黨部，後來國民黨組織重整，被納入了12支黨部，主要管理的是全國的造紙產業；父親年紀比較大，民國二年生，基本上就是位坐辦公桌的公務員，換成現在的說法，就是每天都在數日子，等著退休，這輩子大概也就如此了。
但若是父親被調查局帶走且被收押，在當時只有一種可能，就是父親被懷疑是“匪諜”。只是這個指控，對於我和母親而言，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完全沒有可能；聽到母親先前的講法，我索性直接回說：“這您不必擔心，爸爸絕對不可能被收押禁見，他百分之百不會是匪諜啦！”
我的這番說法，母親也無任何異議，那是因為我們對父親的個性及能力，都非常了解，如此荒唐的指控，完全無法立足。倘若是真要批評父親，那就是他那湖南人的騾子脾氣，常常一蹴即發，無緣無故，就有可能得罪同鄉，若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父親被某些同鄉胡亂栽贓、公報私仇，倒是極有有可能，但真金不怕火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有了這個共識，我和母親二人都鬆了口氣，先等等再說，相信過幾天後，一切就會回歸正常，何須自己嚇自己。但這一等，就是一個多月，其間母親也到處打聽，遊走於父親同鄉之間，最後拼出了一張藍圖，父親應該是被捲入一樁溯及其家鄉的湖南匪諜調查案。
由於爺爺當時是在地的鄉紳，抗戰勝利後，父親曾短暫出任過副縣長，卻也因此被列為這個案子中的重要目標之一，幾乎所有被約談的同鄉，調查局都會給其一個選項，那就是只要他們同意畫押，證明父親在做副縣長的時候，極有可能就已經在為共產黨做事，且無需有任何的實證，如此他們便可獲得一定程度上的刑責減免、甚至無罪開釋。
當母親了解到這個狀況後，便趕緊聯繫當時東北老家來台的國大代表，他是母親唸書時的校長，也是我結婚時的證婚人，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長輩。但聯繫後，母親才知為時已晚，如果在父親出事的第二天，就馬上找人運作，說不定還能有轉還的餘地，但經過了一個多月，案件基本上已經定性，當時動員戡亂法仍未廢除，所有類似匪諜的案子，都是直接提交軍事法庭審判，一審定讞，沒有上訴的可能。
我們那時唯一可做的便是雇用一位專門打軍事法庭的律師，儘量爭取父親能夠獲得較輕的判刑，除此之外，都是在做虛功。記得當母親告訴我這個狀況時，我呆呆地問母親：“那我們現在除了找律師外，還能做些什麼，總不能坐以待斃吧！”
母親並沒有直接回答我的提問，只要我專心唸書，父親的事她來想辦法。母親是女中豪傑，從我有記憶以來，她就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而我今天所有的成就，均來於自母親的教導和提攜，所以那時我打心底相信萬能的母親，一定能夠解決父親的問題，而我當時能做的便是等待，等待奇蹟的發生！
等待不是件容易的事，焦慮不安的等待更是難熬，家中大概也只有老哥不太清楚事情的嚴重性，每天仍然我行我素，絲毫不認為父親之事會對他有任何的影響。然而日後事實證明，這件事對老哥的影響有如山崩地裂，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時，他都無法從這個突來的陰影中走出。
那年的秋天是我高二的上學期，當時高中的學生流行出班刊，各個班級都有別出心裁的創意，有的以文章為主、有的擅長描繪，而我讀的那班，兩項都很拿手。開學後不久，班上開了幾次班會討論，也不知是何原因，最後我被推選為主編，其實班上比我適合當主編的同學很多，但當主編除了審稿、編排外，還需負責廣告、印刷以及和校方的溝通，記得在選主編時，我還糾結在父親的案子上，等到清醒時，我的名字已經被寫在黑板上主編的欄位中，而那時我根本沒有心情推辭，也就莫名其妙成為了我們班上班刊的主編。
比較讓我詫異的是經過多次的投票，班刊最後的命名為一個“濤”字，我不太記得當時是為何選定了這個名稱，但那“濤”字卻是紮實的反應出我心中波濤洶湧、忐忑不安的心情。說不定是老天爺早就看出我的鬱悶和不安，趁機棒打落水狗，看看我是否能從谷底中走出，或是故意調侃我，試試我的能耐能有幾何！
剛開始籌備班刊時，工作比較輕鬆，幾個大的主題方向確定後，剩下的便是徵稿和將繪圖插入到不同的章節中。當時班上有位同學，現在是美國牙醫界的著名教授，畫畫的天份，從素描、水彩到油畫，樣樣精通，他花了將近二個多月的時間，便將全班同學以及授課的老師，依照每個人的特性，用素描漫畫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班刊內，這是我們這本班刊的一個最亮麗、也是最獨特的亮點。
隨著稿件陸續定稿，編排也上了軌道，剩餘的工作便是中文打字和印刷。當時在東園街和南機場附近，有很多中文打字行，離我家有一段距離，但價格公道合理，所以在出刊前的那段時間，我的晚餐基本上就在附近的麵館解決，靠著炸醬麵和水餃過日子，以便我在打字行和印刷廠間頻繁出入，幾乎都是搭末班公車回家。但我卻很珍惜這段時光，因為這份工作可以讓我聚焦在班刊的編輯和校稿上，才不至於整天胡思亂想、六神無主。
只是在跑打字行和印刷廠的這段期間內，我總覺得有人在背後跟蹤我，一開始我認為這種摸不著邊際的猜測，肯定是源於我擔心父親案件而產生的胡思亂想，所以並未予以理會，直到快要出刊時，我才確定這並不是我的猜想，而是真有其事；但最後我選擇得過且過，將有人跟蹤我一事，視若無睹，能過一天就是一天。
所謂得過且過，可以解釋為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也可看成是“坐以待斃”的另一種寫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