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貨貨
指點迷津
不記得是民國64年11月中旬的哪一天，放學後我按照預定行程，前往打字行編排班刊；當天跟蹤我的人，跟蹤技術極差，我還沒走到公車站，就發現有人尾隨在後，縱使我幾次故意回頭挑釁這位仁兄，但他卻絲毫不在乎，依舊大剌剌地在我眼前晃來晃去，示威的意圖相當明顯，如此被跟蹤的感覺，實在是令人不悅。
那天校稿多花了一些時間，晚上8點半左右，我才有空到鄰近的麵館，如往常一樣，點了碗炸醬麵和餛飩湯。殊不知這位跟蹤我許久的大哥，竟不避嫌地走入了同一家麵館，還刻意在我旁邊的桌子坐下，同樣也點了碗炸醬麵。麵剛煮好端上桌時，我按耐不住地瞪了他好幾眼，但他不但不在乎，還回瞪我，這就有點過份了；熟可忍、孰不可忍，吃了幾口麵後，我端起了麵碗，走到他的對面坐下，質問他是否在跟蹤我 ?
原本以為如此的挑釁總該可以了結被跟蹤的這個烏龍了吧！誰知這傢伙竟然笑著回答說：“對啊！我在調查局工作，這陣子的工作就是跟蹤你，你不會到現在才發現吧！我想你肯定知道為什麼會被我跟蹤，至於是何事，那就不必挑明了。”
聽到如此的回覆，數月來壓抑在心中的怒氣，頓時如排山倒海般的釋出，我指著他的鼻子斥責大罵了數分鐘，至於我到底說了什麼、咆哮了那些髒話、發了何種的毒誓、詛咒了多少人，我完全不記得，只知道發洩完畢後，心裡覺得舒坦多了。
我罵人的聲音想必是非常的大，說畢後，才發現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二人身上，不禁暗自責怪自己真是沈不住氣，何須對著一個外人胡亂發飆，這算是哪門子的好漢。意料之外的是那位在調查局工作的小爺，此時四平八穩的坐在椅子上，臉部沒有任何表情，似乎是在告訴我，方才我所講的都是屁話，他一點都不在乎；這讓我再次氣憤填膺，肢體的反應也顯而易見，差點把剛下肚的麵條，全部吐到地上。
直到我平靜下來後，對方才輕聲向我說道：“小兄弟，我已經跟蹤你2個多月了，基本上也確認你和你父親的事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依照我們內部的作業程序，你仍然在我們監控的名單內。而今天我之所以刻意緊黏在你後面，就是想告訴你，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你再也不被監控，一勞永逸，你想知道嗎 ?”
廢話，我當然想知道，隨即點頭示意，兩個眼睛還睜得大大地望著他；只見他的嘴角露出了得意的冷笑，然後回說：“因為你尚未成年，方法非常簡單，只要你去找學校的教官，然後告訴教官你想加入國民黨成為青年黨員；一旦入黨後，你便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日子，你父親的案件不管結果為何，都不會影響到你，懂嗎 ?”
我不必懂、更不需要懂，現在是高人在指點，而我也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尤其是當我知道這傢伙已跟蹤我超過了2個月，但我到最近才有所發現，光是想到這點，就會令讓我毛骨悚然；現在倘若能脫離這個糾纏，只要不是作奸犯科的事，我都願意，更何況他的建議是只要我加入國民黨，便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如此簡單的方法，豈有不為之的道理。
第二天上午，我利用課間休息的時間，到教官室提出入黨的申請，前後不到5分鐘，我便填妥入黨的申請書，正式成為國民黨青年黨部的黨員；離開教官室時，我還誓言要效忠黨國、為黨分憂，並以成為青年黨部的骨幹為目標，不達成任務、絕不放棄，諂媚至極，實非我平常的為人。
莫須有
民國64年年尾的數月，我每天都在陰暗霧霾下掙扎，心力憔悴不堪，度日如年，而母親則不停地東奔西跑，希望能在開庭前，打通些人脈關係，說不定可以減少父親的量刑。然而當時的情況，混屯複雜，雖然知道父親被約談，源自於調查局的某項專案，但調查局為何會對洞庭湖北岸的一個小縣城，進行如此大的動作，我和母親都無法悟出箇中的端倪；而當時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和父親有來往的同鄉，除了少數幾位外，全部都被約談，至於每個人約談後的結果為何，則不得而知。
民國65年元旦過後，母親接獲律師的通知，法院將於1月9日開庭審判，請我們準備。當時母親透過許多關係才聘請到這位專門打軍事訴訟的單律師，出庭的基本費用為10萬元，除了這麼昂貴的律師費外，其他的打點大概還需要3萬元左右，母親絞盡腦汁，東湊西湊，但仍有2萬元的短缺。
記得開庭的前一天傍晚，母親攤在客廳的沙發上，面有難色。看到這個狀況，我問母親為何會如此，禁不住我的追問，母親才將開庭及律師費不夠之事告知於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母親如此的頹喪，想辦法幫母親解圍是當務之急，當下便告訴母親這剩餘的2萬元由我來負責；只記得當時母親痴痴地望著我，一副不敢相信的眼神，但卻期盼我真的能在此緊要關頭，拯救全家。
我二話不說，轉身便離開家中，那時我與同學之間的關係都很好，甚至和某些同學的父母關係更好，主要是多年來我都義務幫同學補習功課，他們的父母都覺得缺欠我些什麼。當時，老哥正值青年叛逆期，並剛成立了一個搖滾樂團，且已開始在幾個場所駐唱，我便以樂團要升級音響設備為由，向幾位同學的父母暫時調了一下頭寸，同時保證最遲2月初會還款，因為我知道母親每個月的月初，都會拿到薪水，而當時一般靠薪水過日子的普通家庭，都會參加幾個互助會，我們家也不例外，母親肯定可以在月底標會時，拉高利息，進而標到一筆可觀的會錢，還款自當不是問題。
晚飯過後，我拿著2萬元現金給母親，並將我借錢的來龍去脈告知於母親，請她務必在2月初準備好還款所需的金額，不然我無法在同學的父母前交代。當晚是我第一次看到母親落淚，她抱著我沒有說任何的一句話，此時無聲勝有聲，母子情深，我又怎能不知母親此時此刻複雜的心情呢 ?
開庭的當天，我整天七上八下，不知結果會是如何。放學後，我飛奔回家，但家中空無一人，心想母親至今尚未到家，或許這是個好的徵兆，至少開庭的時間較久，律師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為父親辯護、據理力爭。
只是任何人看到母親返家後的臉色，都可以猜出法庭的判決，對父親應是非常的不利。母親坐下後，深深吐了口氣，然後對我說：“小弟，接下來我們就得靠自己的毅力存活，你爸爸被法官裁定是匪諜，判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六年，由於是軍法審判，不得上述，一審定讞，立刻發監！”
我張大眼睛問母親：“這肯定是莫須有之罪，父親幹什麼都幹不出什麼名堂，連生火都不會，怎麼可能替共產黨做間諜，這法官是不是沒有搞清楚狀況，還是律師不知道該如何辯護，您當時在法庭上旁聽，難道聽不出個所以然嗎 ?”
母親又長嘆了一口氣，接著說：“莫須有，說得好，這也是我的認知，但後來我才了解到今天的審判只是走個過場，在軍事檢察官讀完起訴書後，我們花大錢雇用的單律師僅僅說了幾句言不及義的官話，便草草結束了他的論述，根本沒有對起訴書內容中的漏洞採取任何的駁斥，更甭說本該有的辯護了！”
我接著問母親：“那起訴書主要指控父親是匪諜的證據為何、漏洞又在何處 ?”
聽到我的這個提問，母親竟然笑了，不過這當然是苦笑，她回說：“起訴書從你父親的幼年開始講起，言及他生長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從小家中便有私塾夫子替其開蒙，年輕時雖然遊手好閒，但也不算是個不良份子；抗戰期間，由於戰場並未在其家鄉附近發生，因此生活過的還算悠閒。眾所週知，共產黨早期於江西省發跡，再拓展至鄰近的省份，而後陸續在湖南省成立了許多據點，其中一個據點便是你父親的家鄉；這些據點通常以讀書會的名義，集結人群，宣講共產黨的理念、招攬年輕人入黨，如此的方式橫跨整個延安時期，抗戰勝利後，除了持續進行外，更擴大延攬的規模。”
母親講到這裡被我打斷，我問母親：“就算父親當時曾經參加過這個所謂的讀書會，但這已是20多年前的事，這樣也可以被歸類為匪諜，甚至被起訴判刑；倘若法官能做出如此的判決，那麼從民國38年到民國64年，檢察官必須提出實際的證據，證明在這段期間內，父親是如何在台灣替共產黨工作，如何當匪諜。但我們和父親朝暮相處，這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您和我都可以出庭作證。”
母親又笑了，但這次笑的比較先前平和些，她接著說：“我本來與你的想法相同，然而在檢察官論述完起訴書後，我就知道無論我們提出什麼證據，都將是枉然，因為當檢察官講述完這段鋪墊的陳述後，話鋒一轉，言明父親之所以可以從湖南老家一路逃難到香港，最後輾轉來台，都是共產黨的安排；而父親來到台灣後，以每週在家中打麻將為由，聚集同僚，替共產黨提供台灣地方民情的資訊，前後共數十年。雖然安排父親從香港到台灣的共產黨負責人，至今未到台灣，但根據其他同鄉的口供，推論出以上的結論，是絕對符合邏輯、合理也合法。”
聽到這裡，我忍不住地再次問母親：“那檢察官有將指控爸爸替共產黨從事諜報工作的同鄉，申請在法庭上，以證人列席作證嗎 ?”
母親搖搖頭回說：“當時我坐在旁聽席，也認為檢察官一定會請證人列席，同時我更想知道到底是誰指控你父親。但令我驚訝的是檢查官在闡述完這些所謂有人證的指控後，話鋒又再次急轉彎，指出其實現在無需任何同鄉出庭指控，僅憑你父親年輕時，多次參加讀書會的活動，便可知曉他在思想上已被共產主義滲透，心中的想法早已偏離正道，有了此心證，便足夠斷定你父親來台後，在表面上是位奉公守法的公務員，但暗地裡卻是名實打實的匪諜。這個推斷鐵證如山、無需質疑，故而請求法官予以你父親最重的判決，判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六年。”
基於“心證”而判刑，雖然當時我只有17歲，但也知道判刑的標準如果是因為檢察官認為被起訴人，心中有如此的想法而做判定，那司法條款豈不形同廢紙，司法精神又何在。只是那時我心中最想知道的是當辯護律師聽到檢察官如此荒謬的論述後，會如何反擊！
根據母親的描述，單律師完全沒有提出任何的質疑，只是做了些表面的敷衍工作，最後法官就突然宣告審判結束。更離譜的是法官在判刑前，竟然重複了檢察官心證的論述，並闡述對於諸如此類的案件，給予極刑的適當性及合法性，最後強調唯有如此極端的判決，方可杜絕匪諜對國家安全的破壞；末了，法官同意檢察官的求刑，判決父親十二年的刑期，褫奪公權六年，隨即舉起法槌，一槌定讞。
母親說完後，從皮包中拿出了兩萬元給我，告訴我在審判結束後，單律師向她表示，對於你父親的案子，他無法做任何辯護，但未告知原因為何，並退回了八萬元的辯護費，聊表歉意。由於當時的軍法審判，一般老百姓完全沒有任何的方式可以上訴，只能接受殘酷的判決，母親無奈地接過了律師的退款，不然又能如何 ?
父親的整個事件，至此已畫上了句點，對父親而言，他此生最大的污點已是板上釘釘，被政府確認為匪諜，而我們全家也被打入匪諜家庭的地窖中，要想翻身，在當時比登天還難。雖然我和母親對於這個莫須有的罪名都憤憤不平，也很難接受，但日子還是得過，倘若一直怨天尤人，除了平添內心的苦楚外，沒有任何的意義。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當晚，我和母親兩人在附近的餃子館用餐。晚餐後，母親破釜沈舟地對我說：“小弟，媽媽知道你很堅強，而媽媽也需要你的支持，你哥哥的情況應該會非常的糟，他的個性和你爸爸很像，除了在騾子脾氣發作時，會雷聲大、雨點小外，遇到狀況時，他倆總是會想盡辦法逃脫、或是掩耳盜鈴欺騙自己，先躲過風頭再說。媽媽希望你能勇敢的站起來，接受這個事實，媽媽無法告訴你接下來家中會遇到什麼麻煩的事，但我們必須得做最壞的打算，你懂媽媽在說什麼嗎 ?”
從小到大，父親及街坊鄰居都認為我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壞小孩，雖然會唸書，但一副吊兒郎當的架勢，成為問題青年是遲早的事，但母親總會在我最低迷的時候，鼓勵我，告訴我路是人走出來的，也常用她年輕時如何從東北老家，走遍大江南北，飄洋過海到了台灣，然後成家育子，既然我是她的兒子，她相信我一定能和她一樣有耐力，所以無需在意其他人對我的看法，無論他人的指責為何，只要我能秉持一顆純正上進的心，一步一腳印，那成功便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母親每次對我的鼓勵都是在塑造我，敦促我一直朝正向發展，但母親那天晚上對我講話時的態度與先前迥然不同，我可以感覺到她的內心是非常的累，但話中的每一個字都是她的肺腑之言，她著實希望我這個如臭未乾的小兒子，能夠自立自強，不要因為父親莫須有的罪名而自暴自棄，同時她對我有信心，相信我能度過這個難關，如此她才能有充分的時間來幫助老哥，因為母親認為老哥恐無法接受這樣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的概率，非常的大。
母親當晚說話時的一舉一動，好比是在央求我這個兒子能夠幫她這個忙。身為人子，當時我的心情瞬間一落千丈，可是又不能讓母親的希望落空，我壓抑住自己的情緒，挺起胸膛，理直氣壯地告訴母親，請她不必擔心，我是絕對不會讓她失望的。雖然母親已經辭世，但從那一刻起到現在，當晚我對母親的承諾，一直是支持我的原動力，不讓母親失望，是我的責任，也是一生必須要履行的義務。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說也奇怪，自從父親被調查局帶走後，雖然我們家非常的低調，但附近的鄰居似乎都有所耳聞，刻意不與我們有正面的接觸，但如果真的不小心碰上了，還是會稍微維持一定程度上的禮數。
可是打從父親被判刑後，霎那間這個消息如火箭般的在街坊鄰居、朋友親戚間廣傳，我們頓時成了另類的過街老鼠，每當我們家的門打開，整條巷子的人就會立刻清空，所有鄰居家的大門也會馬上緊閉，萬人空巷，直到我們在巷弄中消失為止，就連母親原本的手帕交，也接二連三以不同的理由來搪塞母親的邀約，或許此乃人之常情，無可厚非，是矣！
民國65年的農曆年，我第一次沒有感到任何過年的喜氣，雖然年夜飯仍算是豐盛，但我們都沒有什麼食慾，祖先祭拜完後，便結束了這一年一度的團圓飯。飯後母親和我們兄弟二人長談了一夜，說了許多我以前不知道的故事，在這一大堆拉拉雜雜的軼事哲理中，其實母親只是想告訴我們，今後一切都得靠自己，無需在乎別人如何看待我們、如何批評父親的事件、甚至是對我們做出惡毒的攻擊或指控，這些都無關緊要，我們的路必須由我們自己走，姑且不論成功與否，但只要我們能問心無愧、坦蕩磊落，那就不虛此生了！
母親那晚的教訓，至今仍記憶猶新，點滴在心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