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學理教授（前臺師大發言人/所長）
全民檢視共同正犯與機關/構的法律責任
臺師大於昨（7/19）日下午3時召開「違法抽血事件」記者會，遭媒體、網民、立委、官員群起怒指為「模糊不明、避重就輕、增添謎團」，且以「只聞道歉，無有血肉」的總結，抨擊貫穿全場記者會的空洞陳詞。
依據臺師大新聞稿及相關經驗，此記者會顯為高層劃定停損範圍並經律師指導之結果。從校長吳正己以降的眾人照稿搬演、推諉卸責，無論道歉幾回，其終極目的，似都意圖將焦點集中於周教練之身。然「僅具足球專業背景、分明不懂血檢」的周教練，豈可能是「違法抽血案」的唯一主嫌？
一、共同正犯責任範圍應全面釐清
依照《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要件（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利益歸屬），包括陳忠慶教授在內的所有研究計畫（含：總計畫、各分項計畫、各子計畫）主持人、共同及協同主持人，於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作者群，以及機構/機關，在本件「違法抽血案」上均可能涉有責任。因此，本案自不應僅限縮於究責「基層執行者」周教練，而須一併擴及、正視所有「取用違法血液」的計畫主持人們，以及顯然導致「審查、監管機制」癱瘓的共犯結構，同時檢視教育部與國科會的職責失靈，以及是否存在可能的凟職包庇。
二、法律基礎與事實確認
本案涉及違法抽血行為，依《人體研究法》第6條、第14條及《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要件（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利益歸屬），屬實務判例所認定之犯罪型態。依截至目前已現的事證：確實存在有未經臺師大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實質審查及核准的抽血研究。
三、共同正犯構成要件已於本案具體形成
包括陳忠慶在內的各研究計畫主持人，若明知計畫需要獲得IRB的事前核准及受試者的合法同意，卻未依法定程序執行，仍主導密集抽血計畫，即符合「犯罪合意」。（就陳忠慶所言：「研究計畫執行的第一年，全年出國不在台灣」，此不但難以卸責，反而對於其「在出國期間，持續支領計畫主持人薪酬」的事實不利）尤其，各計畫主持人為研究設計、經費申請/核銷、血檢分析、報告撰寫/結案的負責人，基層的周教練則為完成抽血任務的「工頭」，彼此形成明確的分工與責任鏈條。其計畫成果（學位論文、期刊論文、補助款）歸各主持人及研究團隊所有，其中若有不法，將涉及圖利與背信嫌疑。而陳忠慶「自國際期刊撤稿」的作為，在主動認錯的同時，亦已自證該些獲得國際期刊發表的相關論文，一律涉及不當得利。
四、責任主體延伸與機關/構的監督失靈
臺師大IRB及研發處以「研究計畫最初送到倫審會進行人體研究倫理審查時，沒有揭露共同主持人周台英，就是受試者所屬球隊的教練」為由，將此認定為調查檢討的缺失之一。然而，這種「臺師大宣告：自己並不知道周台英是臺師大女足隊教練」的推諉說詞，恐難獲司法採信（北檢偵查中）。
尤其，未據實嚴謹審查人體研究計畫即予以核准，除違反《人體研究法》，亦恐涉《刑法》業務過失致傷、業務登載不實罪嫌。至於IRB長期未對抽血程序進行合規性稽查，亦可能觸及《刑法》第130條廢弛職務罪。另則，校方未設「吹哨者保護」機制、周教練對舉報者施壓，則有違吹哨者保護原則，甚至可能涉犯強制罪。
五、國家監督失能之責
教育部、國科會延宕監管，任由長達7年的重大不法抽血流竄無阻。國科會僅對研究計畫進行形式審查，未檢核IRB實質內容及同意書真偽；即使發現學術不倫，對違規者僅停權一年，懲戒無效，缺乏制度性嚇阻，導致倫理審查流於形式。至於教育部，則未將IRB實地稽查納入校務評鑑，且早在去（2024）年11月立委首度質詢及校安通報階段，即已掌握校園霸凌事證，然卻對臺師大的持續拖延、薄懲周教練，予以消極處理、縱容放任。直待立委及民間組織共同經媒體揭露，引爆全民怒火後，才被動出手，但罰鍰過於輕微。
行動建議
一、司法面
– 檢方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擴大調取各計畫主持人的通訊紀錄、IRB會議錄音檔、經費核銷資料等相關證據。即起聚焦追查：
1. 未獲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核准之人體抽血研究如何運作7年？
2. 校方與國科會、教育部監管機制為何集體失靈？
3. 違法血液樣本衍生的學術利益（含其他利益）包括哪些？如何究責？
唯有司法徹查跨層級責任，方能阻止下一個違法抽血事件。
二、行政面
– 教育部：應將IRB合格率納入評鑑項目；設教師違規資料庫以防累犯。
– 國科會：應修訂核銷規範，要求檢附同意書影本與溯源編碼；違規者永久排除補助資格並追繳經費。
三、制度面
– 校方層級：應主動公開IRB會議紀錄，並強制增聘外部醫/法專家至1/3以上比例。
– 立法層級：制定《學術倫理透明法》，要求全程錄影存證與設立「研究違害補償基金」。
臺師大記者會的障眼操作解析
依據前臺師大學生會會長陳亮均的現身說法：「臺師大與陳忠慶、周台英共同召開記者會，明明：
1. 可以選擇在平日召開。
2. 可以選擇在更大的會議室（如綜509）、教室（如誠101）或開放空間（如行政大樓前面）召開。
3. 可以選擇在上午或早一些的時間召開。
4. 可以不要緊接著在16:00開校教評會議。
但臺師大偏偏做了上述選擇，於是：
1. 以假日行政大樓不對外開放為由，派駐警衛守門，阻止關心此事的學生入場旁聽（我甚至也沒做什麼抗議的準備，我只是想旁聽）。
2. 以會議室空間已滿為由，搪塞學生說：『現在滿了所以你不能進去。』
3. 在下午召開，使得媒體記者的後續處理工作變得很趕，也有違過去臺師大開記者會的慣例。
4. 最惡質的是，用16:00要開校教評會這種『正當理由』，限制提問次數，執意終止記者會，都當到大學教授，難道不會判斷這件事的受矚目程度？」
以上4點，佐證了臺師大對本案記者會的異常操作。筆者認為：臺師大特別選由法律教授/主祕林安邦，而非由對外新聞負責人康敏平主持記者會，且「只被動接受提問，而不主動說明疑點」的不合情理，係為「避免開啟對自身不利的話題、避免透露額外訊息、避免媒體追問、重複強化設定好的核心字眼、轉移焦點、掌控回應節奏，意圖藉信息壟斷掌握絕對優勢」，而全以更模糊、更保留彈性的方式廻避責任，來「試探輿情與公眾關注點」，藉之應對高敏感的違法抽血議題。但隱匿不宣的結果卻是：被視為逃避、不透明、不負責任、強化負面猜測、激怒記者/網民、浪費溝通機會，對臺師大的聲/信譽，反而造成更進一步的嚴重損害。
結言之，當違法取得的血液，成為學術晉升的工具，機關/構的制度失能、集體放縱，即涉有共犯之嫌。而今，唯有仰賴司法破除暗室、粉碎黑箱，依法落實跨層級的究責，方能使台灣研究倫理，重生於信任與透明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