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傳媒｜吳承岳／台北報導
日本將於今年12月正式施行「日本版DBS」制度，其目的在於強制確認與兒童接觸工作者的性犯罪紀錄。這項新制度涵蓋了學校與托育設施等場所，但引發爭議的是，直接接觸兒童病患的醫療機構，包括兒科與婦產科，卻未被納入規範對象。
針對此制度的背景與潛在問題，律師亀井正貴（前大阪地方檢察廳檢察官）進行了說明。他指出，DBS制度涉及三大層面的問題。首先，它可能侵犯憲法保障的職業選擇自由，因為該制度本質上剝奪了部分人的就業機會。其次，性犯罪前科紀錄屬於高度敏感的個人資訊，由法務省掌握，若擴大至民間單位查詢，恐引發個人隱私資料外洩的疑慮。最後，亀井律師也提到保安處分與刑事罰的區別，前者旨在預防再犯危險，與刑事處罰針對既有行為的判斷機制不同，其擴大適用可能觸及人權保障的界線。
亀井律師進一步解釋，目前日本企業在勞資關係上，已能透過取消錄用或職務調動，避免有疑慮者接觸兒童，但在更廣泛的職業層面全面禁止就業則極為困難。他提到，英國版DBS制度的起源便是規範與兒童接觸職業的行為。若日本要擴大DBS的適用範圍，則必須有明確的「立法事實」，證明該特定行業對未成年人造成了實際且嚴重的損害，才有正當性。例如，教師的再犯率雖不高，但因對兒童影響甚鉅而納入規範。
醫師性犯罪事件在日本時有所聞。2026年1月，靜岡縣警方逮捕並起訴一名50歲的牙醫師，他涉嫌對患者犯下不同意猥褻罪。亀井律師表示，醫師若涉入此類犯罪，雖有醫療審議會可進行業務停止或吊銷執照等行政處分，但實務上吊銷執照的門檻相當高。他強調，現今性加害事件的量刑已大幅提高，不同意性行為甚至可能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同意猥褻也可能面臨一兩年實刑，若無達成和解，幾乎都會被起訴。
儘管有論者擔憂DBS制度擴大恐涉及人權問題，但亀井律師預測，若社會對醫療場域兒童性被害的危機意識日益成熟，即便存在這些疑慮，制度擴大的可能性仍存在。日本在平衡兒童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的討論，也為我國在規劃類似機制時，提供了值得借鏡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