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豪
再續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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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為了改變1980年代開始，地方有錢之後產生的分離傾向，花費大量心力與地方政府進行艱難的談判。
終於，在1994年推行了『分稅制改革』。
這種做法，是把把不同稅種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進行了劃分，有的稅種是中央稅，有的稅種是地方稅。
這其實是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也曾經做到的。
不同的是，中共的北京政府，有解放軍與黨組織做靠山，做得更徹底。
1995年開始，中國中央財政收入的比例，就從約20%上升到差不多60%。
從此，北京可以從地方政府的口袋裡把主要收入都拿走。
地方需要花錢的時候，再請求北京向下撥付，以此來確保中央對於全國經濟與社會的調控能力。
至於這個談判是怎麼達成的，是一個更大的歷史問題，等收集到更多資料，再來寫吧。
現在，讓我們集中在經濟轉型上。
這種作法，對地方官員來說，是個巨大的變化。
過去，錢就在地方政府口袋裡，現在得等著北京撥下來。
而且，官員晉升主要的考核指標，改成經濟發展。
要知道，經濟發展需要各種投資來實現。
這就促成了我在第一回裡提到的，中國GDP的40%，都由投資實現的特殊現象。
但是，在中國，投資的決策權力，已經被北京收走了。
這就刺激地方官員去尋找其他的資金來源，從而促使『土地財政』制度誕生。
也許你想知道，什麼是『土地財政』？
這樣說法：
『分稅制』把營業稅劃歸地方，建築類企業就是繳納營業稅的。
所以建築業越景氣，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就越高。
所以，地方政府對建築業的土地需求，全面開綠燈。
所以，地方政府大力鼓勵建築業的發展，其實就是政府跟著一起炒房。
中國過去20年的房價瘋狂上漲，背後的基礎就是土地財政。
有趣的是，後來地方政府又發現，可以拍賣土地使用權，或者用土地作擔保，
進行融資貸款，來建設開發區，開發區把土地炒熟了，周邊土地升值了，可以再進行新一輪的拍賣或者融資。
這種二段式炒房，比單純收營建企業的營業稅來錢更快，所以更受歡迎。
很快，這就變成了中國地方政府極為重要的資金來源。
同時，這就刺激了中國城市化的大發展。
中國以每年1%的速度，在進展都市化。
要知道，這就代表每年有超過一千三百萬人，從農業人口變成都市人口。
之前，我們不是說有個兩難問題嗎？
『想要成熟的公共建設與服務，又想要廉價生產要素的矛盾。』<– 這個
中國這種土地財政熱潮，剛好解決了這個問題。
中國地方政府用盡全力建設開發區，把大量農村人口轉換成都市人口。
地方政府化身基建狂魔，把各種還不需要的公共建設提前建設起來。
比如說，高速公路、水電管線、寬頻網路、商品房集合式居住小區等等。
但是，住進這種地方的中國人，平均薪資還不高，還屬於廉價勞力。
而且，地方政府為了招商，願意把開發區的土地，用仍然很便宜的價格提供出來。
這就促成了不可複製的奇蹟：
『大規模的城市化，早於工業化發展起來。』
中國創造了和一般國家相反的發展順序。
當然，這是走鋼索。
跟當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大舉借外債發展工業一樣。
沒有後續真實的經濟發展支撐，欠錢創造的繁榮是不可能持續的。
當年的日本，只能選擇向亞洲大陸擴張。
今日的中國，還能向哪發展呢？
如果光有城市化，光有開發區，沒有足夠的企業進駐，這是滅頂之災。
過去幾年媒體偶爾會提出的：
『中國地方政府身陷巨額債務危機』
說的就是這種現象的後果。
唯一的解藥，是儘速發展工業經濟帶來稅收。
讓城市建設所借來的巨額貸款，有足夠的現金流來還利息。(本金估計是絕對還不出來的)
否則，土地財政的融資機制一旦崩潰，就會引發極為可怕的經濟危機。
這也是為什麼前幾年的中國政府，無論如何都要撐住8%的經濟成長。
因為一旦經濟減速，走鋼索的人就會掉下來。
走鋼索的秘訣就是：
『不能停。』
問題是，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足夠的內部市場來購買如此巨大的生產能力。
要知道，台灣是幾個工業區在玩這套。
中國是一千多個工業區在玩這套，這種生產力規模，沒有任何單一國家可以滿足。
這是當時中國經濟中一個非常現實的深層危險。
所以，1990年~2000年的中國，其實非常脆弱。
如果大家回憶一下，會發現那個時候正是台灣外交空間最廣闊的時候。
跑到歐洲去跟馬其頓建交，總統以正式身分訪問美國還發表演說等等。
中國政府當時只能跳腳，嘴巴上說說狠話，手裡其實是在發抖的。
當時，李登輝如果敢宣布台獨，也許有機會。
不過….，算了不談台灣。
來看海的另外一邊。
在那一邊，中國碰上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就在中國勉力支撐土地財政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機遇，一百年頂多一次的那種——西方國家的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的需求出現了。
中國的土地財政，剛好提供了大片已經開發好的、幾乎空白的工業開發區，兩個事情正好在時間上趕在一塊了。
於是，中低端製造業很快就大量轉移到中國來。
這時候進駐開發區的大規模製造類企業，可以用富士康當代表。
富士康的規模，讓它可以負責對海外承接歐美企業的發包任務。
在富士康的下游，則有一批與其配套，自發成長起來，數量龐大的中小規模民
營企業，極為專業化地生產各種配件，形成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路。
這就是郭台銘在21世紀初期，成為台灣首富的原因。
這些中小民營企業經營極其靈活，基於供應鏈的需求，分散式地成長，分散式地決策，獲得一種爆炸性的增長速度。
再加上這個時中國加入了WTO，幾個因素疊加在一塊，使得中國經濟的製造業以一種無法想像的速度崛起了，並且拉動起整體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原本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卻在這個過程中被消弭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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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只是運氣。
但是，不可複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