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是成吉思汗生日。國民政府1949年遷台之後，每年都舉行「中樞致祭成陵大典」，即使民進黨兩次執政，也從未斷絕，今年卻因為疫情停辦了。
台灣很多人曾到過內蒙古遊覽，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幾乎是絕不會錯過的「景點」，今年的祭祀也因疫情延到七月。此外，很少人知道興安盟烏蘭浩特也有一座成吉思汗「廟」，以現存固定建築而言，它最早建成。
↑成吉思汗像。（烏凌翔／攝影）
↑ 烏蘭浩特成吉思汗「廟」（烏凌翔／攝影）
日俄在 「中國領土」上交換利益
話說「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到半年，1932年3月1日，滿州國成立，國民黨史觀稱之為「偽」，乃因它是由日本扶持，帶有傀儡性質，但是它陸續－最多時－曾與23個國家建立邦交，那時全世界總共才六、七十個國家吧？而且二戰時它雖然加入軸心國陣營，與中華民國同為同盟國陣營的蘇聯，卻承認它「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目的是換取日本承認蘇聯扶持的「外蒙古」之領土同樣神聖不可侵犯。
咦？大家在「中國領土」上逕行互換利益，無視中國主權嗎？可惜，蔣委員長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在1928年促使張學良掌控的東北「易幟」後，號稱完成「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大業，才不到3年，九一八就發生了。
換言之，國民政府沒有好好建設過或甚至統治過「中國東北」，而且九一八之後，日本關東軍的勢力延「平綏鐵路」－北平到歸綏，歸綏即現今的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迅速發展，國民政府的勢力，也從它稍早劃分的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之「漠南四省」，退出了一部份轉進「大後方」。
日人以明治神宮為藍本建成吉思汗廟
一切都是政治，民族只是表面的說詞。1934年，滿州國就有建立「成吉思汗神社」的計劃，但直到1941年，因為二戰的發展，日本方面為了攏絡蒙古人心，一直沒有停止祭祀聖祖的蒙古人提出之建議，才終獲採納：在「王爺廟」建立成吉思汗廟－王爺廟就是現今的烏蘭浩特市－由日本建築家今村三郎與蒙族畫家耐勒圖（Nayiraltu）共同設計。
在建廟過程中，蒙古人出錢出力，還暗防日本人把廟建成日本神社的型貌，其至擔心日本特務機關長金川耕作，會偷偷放入一面象徵日本天皇神道的「八咫鏡」（やたのかがみ；yata no kagami）。最後，整體風格雖有蒙古與藏傳佛教的元素，「內苑」仍是按照明治神宮的「外苑」為藍本，顯示此廟比明治神宮要「低一階」。
祭祀開始了，雖然是蒙古人的民族活動，但也是日本人推動的，尤其日本人對蒙古人一直十分友好，因為他們傳說，成吉思汗其實是他們中世紀的武士源義經逃到草原上「變身」的－這段軼事很有趣，另外寫一篇。
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櫬「西遷」，共產黨在陝北「路祭」
漠南四省從1931年後，就呈現日軍與國軍勢力交錯之勢，1939年，「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成立，「首都」設在張家口，而且它跟南京的汪精衛政府關係良好。根據國民黨的史觀，這些都是偽政權。但一切都是政治，政治講實力，二戰結束後，為溥儀、汪精衛撐腰的日本軍國撒喲娜拉了，國內外秩序於焉重建，此為後話。
回到主題，1939年，當時的成吉思汗「八白宮」，為了避免「日寇破壞」，決定「西遷」。此處補充一點「蒙古文化基本教材」：
「鄂爾多」，蒙語「宮帳」之意，即成吉思汗與后妃使用的大型蒙古包。大汗過世後，他家人的、與儲存他生前遺物的白色鄂爾多有八座，號稱「八白宮」；「鄂爾多斯」是鄂爾多的複數。1460年，八白宮從漠北進入黃河河套一帶。1649年，成吉思汗後人把八白宮安奉在巴音昌呼格河畔的草原，這片約30平方公里的草場就漸漸被稱為鄂爾多斯。
「西遷」到哪兒才合適呢？可去之處不少，但又是政治考量，讓國民黨政府否決了鄂爾多斯人的建議－青海西北的成吉思汗第14世孫古什汗後裔所在的草原。國民黨政府選擇的地點很有點「漢人信仰思維」－甘肅榆中縣興隆山大佛殿。怎麼說？因為這是一處長春真人後輩所建的道教名山勝地；關於蒙漢信仰差異的神秘幽微之處，以後再談。
與主題有關的是，八白宮6月10日從鄂爾多斯出發，21日到了中共延安的「革命根據地」，其時國、共兩個「中國」政黨正在二次合作，中共也設下祭壇，派出八路軍代表滕代遠和聯絡部長王若飛親自迎接。靈堂橫幅有「世界巨人」四個大字，應是呼應共產黨的國際主義色彩；對聯十分白話：「蒙漢兩大民族更親密地團結起來，承繼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戰到底」。似乎彼時的中共，還沒像現在這麼強調「中華民族」。
這是中共官方第一次致祭「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中共建立「新中國」以後，1956年，明令「中央不準備派人參加成陵大祭」，此後鄂爾多斯的成陵祭典性質，就一直是民間活動，也是由旅遊區管理委員會來管理。理由可以想像，多民族國家成立了，但漢族是主體，團結維穩很重要，不宜強調這位曾經滅了「正統」南宋的少數民族英雄。
1949年，兵荒馬亂，接受道教庇護的八白宮，又短暫西遷到青海塔爾寺安放，二戰後，1954年，才又回到鄂爾多斯。
馬英九總統親自致祭
1949年之前，國民政府祭了多次，規格都是國家級－由總統指派代表，稱為「中樞致祭成陵大典」，這項習慣一直帶到台灣來，甚至也包括在政黨輪替「交接」項目中，扁、蔡政府都行禮如儀。2016年，下台前的馬英九總統打破慣例，親自來祭，是唯一一次國家元首現身大祭。
↑馬英九總統曾於2016年親自致祭成吉思汗。（烏凌翔／攝影）
其實，曾經視北方草原民族為異族的中華傳統意識，要把成吉思汗當成「中華民族」的英雄，有些「卡卡的」。這一點，就請也曾參與五四文化運動的中國近代作家魯迅來說吧：「到25歲，才知道所謂『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斯』，侵入匈奧，還在征服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汗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引自魯迅《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篇（http://bwsk.net/mj/l/luxun/qjtz/019.htm））
不過，還是那句話，一切都是政治，要想出利用成吉思汗的說詞，還不容易？1939年，在重慶的中央社報導八白宮西遷，就以「其孫元世祖，兩度征倭，而倭寇至今尤懷恨極深」為說辭，巧妙的把紀念成吉思汗與抗日連結起來了，不過，誰不知道「倭寇」入侵中國跟向忽必烈報仇無關呢？
心得是，不同時代的政治勢力，都會借用歷史人物來為自己「助威」，號召人民加入自己的陣營，民族主義最有感染力，所以民族英雄最常被借來使用。成吉思汗地下有知，應該明白這個道理；當然，這總比被當成烤肉店名與伏特加品牌，要好很多。
至於正在形塑台灣主體意識的民進黨政府，其實已經把政府祭祀成吉思汗的規格降低了，未來若取消，也不會太奇怪，但理由肯定不是因為「去中國化」，因為成吉思汗本來就不是中國人嘛。
參考資料：
楊海英：「從天幕到宮殿－成吉思汗廟及成吉思汗陵的殖民化作用」，《民族學界》，第31期，199～218，2013年4月，政大民族系出版。
「成吉思汗研究院」：《成吉思汗陵文化明鑑，上、下冊》，2016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圖說：鄂爾多斯成陵，由內蒙古攝影家金紅霞拍攝。（烏凌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