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新聞｜記者游宏琦／高雄報導
高齡、重症收容人增加 矯正機關第一線戒護人員面臨刑事政策與公共醫療雙重壓力
記者／游宏琦 專題報導
「監所戒護人力不足」多年來是矯正機關反覆被提出的老問題，但近年第一線更深刻感受到的壓力，已不只是收容人數與戒護員額失衡，而是外醫、住院、慢性病、重症照護與高齡收容人增加所形成的複合危機。
其中，收容人一旦外醫住院，監所就必須派員24小時戒護。這不只是「多派幾個人」的勤務問題，而是會直接牽動原本已經緊繃的戒護班表，影響監內崗哨、巡邏、舍房管理、夜間勤務與突發事件處理。
法務部與立法院相關資料顯示，111年至113年間，矯正機關戒護住院平均每年約0.7萬人次，醫療費用約3.9億元；監內門診、戒護外醫門診與戒護住院服務人次及費用，整體皆呈上升趨勢。這代表監所醫療壓力已不再是零星個案，而是矯正體系必須正面處理的結構性問題。
一人住院 整個監所勤務被迫重排
外醫住院之所以被基層形容為「人力黑洞」，關鍵在於它不是一次性勤務，而是連續性、不可中斷的戒護任務。
依實務需求，收容人戒護外醫通常需配置2至3名戒護人力；當外醫與住院人次增加，便會直接影響戒護勤務調配，也衍生安全風險。審計相關資料即指出，戒護外醫人次大幅成長，已對戒護工作與人力調配造成影響。
以一名收容人住院為例，若每班配置2名戒護人員，並需24小時輪班戒護，採12小時輪班時，一天至少需4個人班；若採8小時輪班，則可能達6個人班。若住院7天，至少消耗28個人班，若以8小時輪班計算，甚至可能達42個人班。
若同時有多名收容人住院，對中小型監所而言，幾乎等於原本班表被迫拆解重組。更重要的是，這還只是醫院端的戒護人力消耗，尚未計入監內原有崗哨、巡邏、舍房管理、門禁勤務、夜間勤務與突發事件處理所需人力。
基層人員指出，外醫住院勤務常發生在夜間、假日或急診時段，無法事先精準預排。當人力被抽往醫院，留守監所的同仁就必須承擔更多舍房管理、巡邏、門禁與戒護任務，甚至出現兼哨、加班、補休困難等連鎖效應。
對第一線而言，外醫住院不是單純的「醫療事件」，而是一場會回頭衝擊監所安全的勤務壓力測試。
醫療保障是法治底線 戒護責任卻沒有解除
依《監獄行刑法》規定，受刑人受傷或罹患疾病，有醫療急迫情形，或經醫師診治後認有必要時，監獄得戒送醫療機構或病監醫治；戒送醫療機構醫治期間，仍視為在監執行。
這代表收容人外醫住院期間，雖然人已在醫院，但法律上仍屬在監執行，監所對其安全、管理與生命照護責任並未解除。
若病情嚴重到監內、外醫或病監仍無法適當醫治，監獄也可報請監督機關參酌醫囑後核准保外醫治；緊急時，監獄可先准予保外醫治，再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保外醫治期間，則不算入刑期。
制度上雖有「戒護住院」與「保外醫治」兩條路徑，但實務上，保外醫治涉及醫療判斷、司法執行、社會觀感與輿論壓力。尤其遇到重大矚目案件、經濟犯罪、重大暴力或政治敏感案件時，機關往往面臨更高審慎要求。
也因此，部分個案即使病情沉重，仍可能以戒護住院方式處理。社會輿論對「不能輕易放人」的壓力，最後轉化為第一線戒護人員必須承擔的長時間醫院戒護勤務。
拒收制度存在 但難以擋下所有健康風險
《監獄行刑法》也規定，受刑人入監時應接受健康檢查；若有現罹疾病且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或衰老、身心障礙致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等情形，應拒絕收監，並送交檢察官斟酌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其他適當處置。
然而，實務困難在於，許多健康問題並非入監當下即可完整判斷。有些收容人是入監後才發病，有些是慢性疾病逐步惡化，也有些是長期未穩定就醫，入監後才被制度性檢查發現。
基層常以半開玩笑、半無奈的方式形容：「監獄快變成長照中心兼重症療養院。」這句話雖帶著現場黑色幽默，卻反映矯正機關正在承接大量原本應由家庭、醫療、社政與長照系統共同處理的問題。
當收容人高齡化、慢性病化與重症化逐漸成為趨勢，矯正機關就不只是刑罰執行場所，也被迫成為公共醫療與社會安全網末端的承接場域。
戒護病房有幫助 但不能根本解決人力外派
目前各矯正機關多與鄰近醫療院所建立合作關係，部分醫院也有相對固定的戒護病房或戒護動線。這些安排對降低臨時協調成本確有幫助，也能讓外醫住院在安全管理上較有依循。
但基層指出，戒護病房主要改善的是「醫院端的空間與動線問題」，並不能根本解決「戒護人力必須外派」的核心困境。只要收容人仍住在一般醫院，監所就必須派員離開機關，到醫院進行24小時戒護。對原本就人力吃緊的監所而言，勤務壓力仍然存在。
換言之，戒護病房是必要配套，但不是根本解方。真正能減少戒護人力大量外流的制度設計，應是建立區域型監獄醫院或矯正醫療專責體系，讓高齡、重症、長期臥床、慢性病複雜個案及需住院照護的收容人，能在兼具醫療量能與戒護安全設計的專責場域接受治療。
《監獄行刑法》已有「醫療監獄」制度基礎，規定為維護受刑人在監獄內醫療品質，並提供住院或療養服務，監督機關得設置醫療監獄，必要時得於監獄附設之。面對外醫與住院需求增加，現有醫療量能是否足以支撐全國矯正機關的重症照護壓力，已值得重新檢視。
管理員不是看護 卻常被推到照護第一線
在醫院戒護現場，戒護人員最常面對的矛盾，是角色界線被迫模糊。
「我們是管理員，不是看護。」這是不少基層同仁的共同心聲。收容人住院期間，醫療照護由醫院負責，但若沒有家屬陪病，部分日常需求仍可能落到戒護人員面前，包括協助移動、如廁、聯繫醫護、觀察病況與防範自傷。
這使戒護人員同時被要求維持威信、防逃、防暴、防接應，又被迫處理近似看護的照料工作。角色一旦混雜，不僅增加心理壓力，也可能讓戒護界線變得更難拿捏。
部分基層也反映，少數收容人可能誇大病情、反覆要求外醫，甚至出現吞食異物、自傷等高風險行為。這類個案無論動機為何，只要醫療上仍有安全疑慮，監所通常不敢掉以輕心，仍須送醫檢查或留院觀察。
但從制度角度看，也不能簡化為「裝病」問題。因為一旦機關誤判，延誤真正疾病，就可能造成嚴重醫療與法律責任。這正是矯正醫療最困難之處：它必須同時辨識風險、保障人權、避免濫用，又不能讓第一線人力被無限消耗。
監所承接社會前端失靈後的健康債
矯正機關面對的醫療壓力，並非憑空出現。
不少收容人入監前已有毒品成癮、慢性病、精神疾患、肝腎功能問題、牙科疾病或長期生活失序等狀況。過去可能因貧窮、家庭失能、社會支持不足、醫療可近性不佳而沒有穩定就醫，直到進入監所後才被集中檢視。
監所因此成為社會安全網的末端承接者。當家庭、社政、衛政、醫療與長照系統沒有及早介入，最後就會在矯正機關內形成集中爆發。
從這個角度看，外醫住院不是單純的「監所勤務問題」，而是公共衛生與刑事政策交會後產生的結構性風險。
改革不能只靠補人 更要重建矯正醫療架構
要解決外醫住院吞噬戒護人力的困境，單靠要求基層「再撐一下」已無法回應現實。
首先，法務部應針對高齡、重症、長期臥床、精神疾病與高醫療需求收容人，建立更精準的刑罰執行與處遇評估機制。對於符合條件者，保外醫治、科技監控、社區處遇、醫療安置或其他替代處遇，應有更清楚且能承受社會檢驗的制度設計。
其次，應重新檢視醫療監獄與區域型矯正醫療體系的配置。現行各機關與醫院合作、設置戒護病房，雖有助於外醫安全管理，但不能根本降低戒護人力外派。若能建立區域型監獄醫院，將高醫療需求收容人集中於具備醫療與戒護雙重設計的專責場域，才能真正降低一般監所因住院個案而勤務崩盤的風險。
第三，衛福部與公立醫療體系應將矯正醫療納入國家公共衛生規劃。矯正醫療不能只被視為法務部內部事務，而應是國家醫療體系、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治理的一環。
第四，應強化監內醫療、遠距醫療與慢性病管理。對慢性病追蹤、精神科評估、穩定用藥與一般專科諮詢，可透過監內門診與遠距醫療降低不必要外醫。但急症、手術、重大檢查與複雜疾病，仍必須維持外醫與住院通道。
第五，外醫住院的人力成本應正式被統計。包括住院人次、住院天數、夜間急診次數、戒護人班消耗、警力支援次數、加班與補休影響等，都應成為政策決策依據，而不是由各監所自行消化。
把安全與醫療接起來 才堵得住人力黑洞
監所戒護人力不足，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硬傷；而外醫住院，正是把這道傷口撕開最深的一把刀。
這個問題不能被簡化為「收容人太會看病」，也不能被簡化為「基層人力不足」。它真正揭露的是：台灣矯正體系正在承受刑事政策、醫療人權、公共衛生、長照缺口與社會安全網斷裂後的總成本。
收容人應有醫療權，這是文明法治國家的底線；戒護人員也應有合理工作條件，這是國家治理不能忽視的底線。
唯有法務部、衛福部、地方醫療、社政與警政體系共同建立「安全與醫療並行」的制度，讓必要外醫不延誤、戒護人力不崩盤、重症收容人有適當處遇，台灣矯正機關才可能真正走出「住院戒護吞噬人力」的困局。
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 受刑人外醫住院形成戒護人力黑洞 監所醫療危機浮上檯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