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及引述／李傳偉
首度來到聞名世界，佔地56公頃的高雄佛光山，一年吸引一千萬人參觀的佛陀紀念館，大雄寶殿，藏經樓，真是令人嘆為觀止！92高齡的星雲大師親自贈送明年春聯「諸事吉祥」並且期勉大家「愛國才有人生未來」！
引述星雲大師的文章如下：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文／星雲大師
「呷教」，台灣話，意思是「吃教」。台灣才光復的時候，由於過去大家在日本人的統治壓制之下，生活清苦；有一些宗教就趁機會給你一些奶粉，給你一些衣服等日常用品，但是你要來信仰他的教。大家為了要生活吃飯，就改變了信仰。所以就有人說，這許多人都是「呷教」（吃教）的。
呷教，就是靠佛教吃飯。自我懂得佛教以後，我就希望佛教靠我，我不要靠佛教。六十六年前（一九四九），塵空法師從浙江省普陀山託煮雲法師帶給我一封信，上面寫著：「現在我們佛教青年，要讓『佛教靠我』，不要有『我靠佛教』的想法。」他的這封信，洋洋灑灑寫了數千言。
其實，我和塵空法師並無太多的關係，只是一九四七年在焦山的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中，他是老師，我是學生，我們僅有一面之緣而已。但是「佛教靠我」這句話，一向以來成為我心中的一盞明燈，經常這樣充電，甚至發光，增加了我的信心力量。
我出身家貧，童年七、八歲的時候，在家裡靠父母吃飯，我就想要去做童工，賺錢貼補家用。後來，我清晨起來揀狗屎，傍晚出門拾牛糞，把它堆積起來可以作肥料，賣一點錢，大人很高興，我自己也很開心。
出家以後，佛教養我、教我，所以受到打罵委屈，我都不計較。因為，我白吃了寺中的米飯，還能不受教嗎？在南京棲霞，在鎮江金山、焦山，在常州天寧等多處參學，受春風、夏雨、秋霜、冬雪的教育中，我默默的學習、靜靜的長大，總想著：如何報答佛教的恩惠，我不能長期的靠佛教吃飯，我應該對佛教有所貢獻……這是我從小養成的觀念。
我曾說過，自許做一個報恩的人，並且發願：我要給人，不希望人家給我。所以師父志開上人「半碗鹹菜」的恩德，讓我立下弘法利生的志願，這就是我的本性。
到台灣來之前，十年叢林寺院關閉的參學生活，我幾乎每年都做飯頭（煮飯菜）、菜頭、水頭（擔水）等等苦行工作，這許多事不一定是我應該做的，但我自願發心承擔。我不曾休息過一天，自覺有一點特長，那就是煮飯菜供養大眾。其實，最初出家，我也沒有什麼志願，只想做一個飯頭和尚而已，並不想做一個人家說的「大師」，我覺得做飯頭僧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享受。
度過十年的寺院生活之後，有一個機會，我回到祖庭宜興大覺寺。這也是一個貧窮清苦的寺院，寺中有一片農場，我原本就是農家子弟，可以務農為生；寺院的附近有一所小學，我也很幸運的在裡面教書。我想，我做一個出家人，也要有所生產，在社會上，才不會被人譏為是社會的寄生蟲，也才不會給人批評是社會的消費分子。我不要靠佛教吃飯，甚至也不靠社會來救濟我，我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不知道是什麼因緣，讓我從飯頭僧苦行的工作，流浪到台灣來；台灣人的善良、台灣的水米，養育我成長，甚至他們把我當作法師，要我講經說法。我最初想，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講經說法，與煮飯、燒菜供養大眾也是一樣，也就沒有怎麼去分別它，而漸漸走上弘法建寺、安僧度眾的道路。坦白說，現在九十歲了，你問我有什麼懊悔的事？那就是我不能做到最初想做的飯頭僧。
回想初到台灣的時候，我在中壢圓光寺做「水頭」，每天打六百桶的水供應全寺八十人使用；清晨天未亮，就拉車購買常住需要的物品，寺裡的掃地、淨頭、挑擔、收租穀、看守山林等行單，我從來沒有推辭過。我想，寺裡大眾對外省來的青年僧侶，應該會有一點好感吧！我自許要有供養心，方便人家吃飯，並不希望別人來幫助我。想來，服務大眾的人生觀就不會辜負自己的一生。
我也曾經想過，我既然出家，就要修行，我既要讀書，就要有讀書的環境；但我忽然感到，我也沒有錢，也沒有地，我要如何閉關修行呢？誰來給我地方呢？誰來給我吃飯呢？假如我要讀書，誰給我讀書的環境呢？
那個時候，也有寺院的護法信徒，說要護持我閉關，讓我專心寫作文章；我也曾有過念頭到靈巖山念佛一生，我也甘願在禪堂裡面打坐終老；但我覺得，假如我閉關修行有成，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東方琉璃世界，那許多供養我的人、給我吃飯的人還在娑婆世界，他們怎麼辦呢？
想一想，這還是自私自利的行為，不能利益大眾，就打消了這種不為別人著想、只為自我成功的念頭。融齋法師曾經開示我：「未成佛道，先發心度眾，是菩薩發心。」因此，我發願要做一個菩薩；芝峰法師的一句「不要做焦芽敗種」，也讓我謹記在心，我不要做佛教的焦芽敗種。
我也有個性格，歡喜在山林裡爬上爬下的活動，享受那種遺世獨居的超然，與天地同的清淨逍遙；住在山裡面修行，沒有他事，除了早晚殿堂課誦以外，可以說自由自在，也是很愜意。但是我想到，到世間上來，只在山林裡自我修行，不能為社會服務，那來到世間上有何意義呢？只住在山林裡面，這不是消費世間嗎？不能貢獻世間，我何必做世間的廢人呢？
在佛教裡面，不少的人靠趕經懺替人念經收取一些嚫錢（紅包）為生，因為講經不容易，念經比較簡單，無所用心就可以獲得供養來養活自己。在那個生存不易的大時代，就是我去念經，也還是靠佛吃飯；加上我五音不全，念經就更不是我本來志願要走的道路了。我想到，人的生命是很可貴的，父母生養了我，讓我有機會在世間上做人，要這麼樣輕易的放過自己的人生嗎？
我也看過很多無所事事的出家人，到處雲遊行腳，我不知道他們的旅費是從哪裡來的？我也不知道他們這樣走來走去，究竟是為了什麼？我當然也想去旅遊參學、擴大見識，但我不能只是要人來幫忙我，他出錢，我去遊玩？這樣公平嗎？
我也看到一些住在小寺廟的人，天天關門，沒有事情做，只有初一、十五開個門讓信徒進來燒個香，所收的香油錢，也夠他維持三餐生活了。但，我能做這樣的出家人嗎？這不就是如一九五二年時，印順法師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曾經對我說過的：「修行、修行，假藉這個名義說這句話的人，有時候看似好聽，其實是懶惰的代名詞。」我不能用修行的名義，剝削佛教的飯食，假藉修行的名義鬼混一生。我也不甘願那樣的醉生夢死。
我也在掛念，自己這一生怎麼樣度過？當然，我想到，生命存在的意義，不能離開大眾，不能離開對社會的貢獻，否則，只是做一個飯桶或者衣架？那有什麼價值呢？
那個時候，常有人問我有沒有灰心失志的時候，這我沒有感覺過，但前途茫茫不知道做什麼好，倒是經常有的念頭。尤其在台灣，寺院裡的廚房工作，大都由女眾負責，沒有一個青年和尚到廚房裡為大眾服務，為此，我不能做飯頭僧，就引為終身之憾了。其實，所謂修行，難道煮飯、燒菜不是修行嗎？那許多苦行的頭陀行者，不是修行嗎？大家不懂得生活中的修行，所以佛教才與社會脫節啊！
回想佛光山剛開山的時候，設備還非常簡陋，但已有不少《覺世旬刊》的讀者聞風而來，終於讓我有大顯身手的機會。那時，信徒都知道，來到山上如果找不到我，大概到廚房裡就可以看到我進進出出。有一年的春節，我在果樂齋炒麵，忙得不亦樂乎，曾有過一個中午就炒了二十鍋麵的紀錄。弟子們也才感覺到，除了做木工、水泥工之外，原來他們的師父也可以下得一碗好麵、煮得一盤好菜，而對我讚不絕口。在高雄市擔任救國團總幹事的張培耕就說過，吃過我煮的一碗麵，二十年都不能忘記。我也以此自豪，樂於典座煮飯供養大眾。
但是，命運沒有容許我有這樣的發心場所，還好，在典座之外，發現自己有另外一分能量：我可以寫文章。
雖然早期台灣的環境困難，為《人生》、《菩提樹》、《覺生》等佛教雜誌寫稿，大多沒有提供稿費，但我仍不斷供應文章給他們刊登。我甚至甘願不要稿費，也不願替社會那許多提供稿費的雜誌、期刊寫文章。因為我覺得我的生命是為佛教而生的，應該為佛教而做，我應該看佛教，不要去看社會的金銀財富。
儘管有佛教雜誌沒有提供稿費，但我仍筆耕不輟。記不清是哪一個出版社徵稿，我寫了一篇文章，還得到一百五十塊獎金；在台灣五○年代，物資普遍缺乏的社會，我非常高興的用這筆錢買了一本《辭海》，並且在第一頁寫上：「這本無言的老師，將伴著我度過未來無數的歲月，讓我見識天下，甚至可以起飛。」我感到自己非常的幸運，除了做工、做飯食以外，又添了一項能為佛教貢獻的地方，那就是可以用寫文章來護持佛法、弘揚佛法。
在我二十四、五歲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傳》、《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無聲息的歌唱》、《玉琳國師》、《十大弟子傳》、《八大人覺經講話》等，儘管沒有相關的參考書，卻也一本一本的陸續完成了。那許多小書，現在回想起來，自己都感到不成熟而不敢翻閱；徒眾卻告訴我，有些教授學者還把這些早期的寫作內容拿來做文學的研究。說來慚愧，這許多習作，實在不登大雅之堂；不過，當我知道這許多書籍以數萬本，甚至百萬本以上的數量流通時，我才稍微自我安慰：這不也是弘揚佛法？不就是「佛教靠我」嗎？
現在，到了這種高齡，一生自稱「貧僧」的我，雖然建了幾百間的寺院、數十所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中華學校等等，但那都不是我的，這許多都是社會大眾的，都是佛教護法信徒的，我貧僧的性格，一生沒有改過。這也不是天生的，說來應該是要感謝慈悲的師父給予我良好的教育。在大陸，我跟隨他十多年，不曾給我一件衣服、不曾給我一塊錢，也不准我出外參學。出家做和尚，日子比在家裡的生活還要窮苦。
有那樣一個威風的大和尚做師父，怎麼自己這樣的寒酸？但現在才感受到，慈悲偉大的恩師，他養成我後來的人生沒有購買的習慣，沒有對物質的欲望。因此，我經常講「以無為有」的觀念。無，不是沒有，你懂得以後，「無」的裡面，只要有發心，它是無窮無盡、無限無量的。
從此以後，我講經說法，推動念佛會，推動鄉村教育，推動兒童教育、藝文寫作，為青年人辦補習班，為老年人組織佛道場……我覺得這樣去做，大概我這一生就不會做「吃教」的人了。
到了這個時候，也有很多的青年來包圍我，表示要跟隨我學佛出家。起初也是不得已，他們在沒有得到我的允許下就自行落髮，我不得不為他們辦一個小型的佛教學院。後來，一年一年招生，學生一年一年的增加，一不做、二不休，就從高雄壽山寺到滿山麻竹的佛光山開山了。
佛光山不僅是一塊不毛之地，到處都是山溝渠壑，地表早就被雨水沖刷光了，連一條山區小路都沒有，只能沿著水溝河床走路，哪裡還能建什麼寺廟道場呢？有信徒看了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但我心裡想：「我建道場，是要佛來，又不是要鬼來，佛來就好，鬼不來有什麼關係呢？」承蒙越南華僑褚柏思夫婦的好意，我接受了這塊土地，心裡盤算著，有錢，就慢慢做；沒有錢，工程停下來也不要緊。
就這樣，啟建山林，學生日益增多，要求出家的徒眾也日漸增多，信徒也都前來參與各種建設、弘法事業。一直到現在，五十多年來，佛學院從來沒有停止過招生。其他的大學、中學不算，光是佛學院的學生，一度曾達到六百多名，他們的吃、住、零用、單銀，都要我供應，這時候才感覺到確實有些困難。
一向不願意為人做經懺佛事的我，心裡忽然想到，不要緊，我可以到殯儀館去替人通宵助念，因為通宵的嚫錢會多一點，可以作為補助佛學院開銷之用。就這樣，現在佛光山叢林學院，成為佛教有歷史以來，第一所辦學達五十年以上，並且每年都招生的佛教學院了。
我非常不喜歡一個出家人做了一個職務上台之後就不肯下台；擔任當家，是一時的，做住持大和尚，也是一時的；現在的社會，無論做什麼事業，也都有任期，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你不下台，後面的人怎麼上去呢？
所以，我在開山之初就訂立制度，住持一任六年，可以連任一次，十二年滿，就一定要下台。後來，經不起徒眾要求，也是佛光山正在開山困難之中，不得已，我又再做了一任。在佛光山開山十八年後，和我邀請的一千三百名老人，共同在佛光山度過六十歲生日以後，就退位離開佛光山了。
為了不干擾後輩徒眾的行事，徒增他們的困擾，也不要讓他們養成依賴的習慣，我興起行走天下弘法的念頭。最早是在美國建西來寺，後來到澳洲建南天寺，接著到歐洲、非洲、南美等地啟建道場。另外，在亞洲的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韓國等，也陸續設立別分院。就這樣，信徒都跟著我一起辛苦，把全球二、三百個道場建起來了。
想不到因為退位，反而以退為進，讓人間佛教走出去了。有多位學者跟我說，過去佛陀把佛教帶到五印度，而佛光山把佛教帶到五大洲，成為第一個將漢傳佛教國際化的教團。
平心而說，最初我興建道場，也不是說完全是發大願、為了要弘法利生，我只是想到，信徒多了、徒眾多了，他們到了什麼地方都要吃飯；如果叫我帶了多少信徒到人家的道場吃飯，吃過之後，不添油香，又不好意思；添油香，也不好意思；在這樣兩難之間，不如在自己常到的地方建個寺院，讓跟隨我的人都有飯吃。
其中，位於彰化的福山寺，就是為了在台灣南北走動，解決往返高雄、台北途中不得地方用餐的問題而建成的。那是一座以環保資源回收得到的少許利潤慢慢積聚起來而建成的寺院，我曾經一度想把它命名為「環保寺」或者是「供養寺」。
在人間，我不要靠佛教吃飯，總希望大家來靠我吃飯，當然我也要靠大家才能存在，這就是佛教講的「因緣法」，大家彼此同體共生。就如同初建佛光山的時候，對於人家前來捐款，大部分的人都希望信徒多捐獻一點，但我希望他們捐少一點；因為細水才可以長流，捐得太多，反而造成人家的負擔。也因此，我一直主張寧可以吃萬家飯，也不願意吃一家餐。
所以，雖然也有一些企業家大戶表示要贊助支持，但我總想，我是不夠資格和他們結緣的，因為我只在小民之間來往，共同成就弘法事業，聊表彼此一些心意。其實，他們也不是小民，他們省吃儉用，把日用買菜的錢節省下來給我來辦大學、建道場，可都是人間的發心大菩薩哦。我想，這也是我人間的性格，人生的本分吧！
除了發願不要吃教，我也發心護法衛教。還記得一九五○年代左右，京劇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火燒紅蓮寺》，內容對佛教有所誣蔑，我致函跟他抗爭。那時，正是蔣經國在追求顧正秋的時候，只要他講一句話，我可能就會遭來殺身之禍；但為了佛教，我也顧不了那麼多，寧可以護教犧牲，我也不能躲躲藏藏、偃旗息鼓，做一個佛教的啞羊僧。
李炳南居士、朱斐居士，在佛教裡是那麼樣權威的地位，但為了堅持太虛大師創辦《覺群雜誌》的宗旨，我寫信跟他們抗爭。他把我的原信刊出，並說我不贊成淨土法門，認為我反對年輕人出家、反對淨土，幾乎讓我在台灣無容身之地。其實，我一生打佛七不只百次以上，再加早晚念佛、週末共修，就更多了。我一向主張「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共修」，也曾在念佛中有過身心俱泯的體驗，我會反對淨土法門嗎？不過，如果你問我淨土在哪裡，在我認為，十方諸佛的淨土都在人間。
我一生就是這麼簡單的信仰，都沒有改變過。我既然住在佛教寺院裡，受的是佛教的營養、信徒的信施，我就要為佛教生、為佛教死，我不能沒有公平正義。等於我揚州的前輩鄉親鑑真大師，在他赴日本弘法的時候說：「為大事也，何惜生命。」我當如是也。
講述這許多事，也不是要昭告世人「我不是吃教的」，只是，我的良心很自然的驅使我要這樣子去做。既然做了出家人，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不然我身披如來袈裟是做什麼的呢？
在我初為佛教工作的時候，自感教育不夠，就先後親近很多大德、法師，向他們學習，為此，我感到獲益良多。至今，我終於懂得，假如一個青年僧沒有參學過一百位以上的法師、善知識，不能名為精進修道的人。《華嚴經》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過去禪門大德也有所謂「走江湖」來往，這個大德怎麼說、那個大德怎麼說，如果你不記得這許多善知識的開示，怎麼能夠稱為「參學」呢？
所以，我也很慶幸自己很有福德因緣，可以親近很多大陸、台灣的長老、法師、大德等。現在，我簡略的把他們的名字列出來，增加大家對近代佛教這許多大德的了解。
例如：大陸過去的師長，有：太虛大師、仁山長老、雪松法師、若舜老和尚、卓塵長老、智光長老，還有芝峰法師、聖璞法師、圓湛法師、合塵法師、海珊法師、雪煩和尚、茗山法師、惠莊法師，乃至真禪法師、明暘法師、惟賢長老、德林長老，到現在的無相、松純長老等一些大德、青壯年法師，我都曾和他們問道，後來都成為同參道友。
在台灣，所有本省、外省的長老我也一一親近。例如：中壢圓光寺的妙果長老、大仙寺的開參長老、靈隱寺的無上法師、法源寺斌宗法師、竹溪寺眼淨法師，乃至元亨寺菩妙長老、宏法寺開證法師、龍泉寺隆道法師、獅頭山如淨法師，以及東和寺孫心源法師、林德林、宋修振、林錦東、張玄達、呂竹木、曾普信、劉智雄、陳銘芳等這許多日式的僧侶，和多少本省的居士大德，如：林大賡、李世傑、李添春等等。
此外，在台灣的外省法師，如：慈航法師、大醒法師、太滄和尚、證蓮和尚、南亭法師、道安法師、廣欽法師、戒德法師、佛聲法師、默如法師、圓明法師、東初法師、白聖法師、月基法師、樂觀法師、悟明法師、道源法師、印順法師、演培法師、續明法師、仁俊法師、慧三法師、妙蓮法師……還有我好多的同學至交等。
假如現在有人問我他們跟我講了什麼、開示過什麼話，我都可以一一告訴你，至今數十年都沒有忘記。我所以不厭其煩的把這許多大德的名字列出來，主要就是希望我們後輩青年僧要多到處參學善知識，不然你們的道學怎麼增長呢？因為在佛教裡，就要謙虛，歡喜親近善知識，吸收他們豐富的生命經驗。能記得一句、二句善言良語，等於佛陀說、孔子說的聖言量，就能讓我們終身受益了。
我沒有宗派主義，沒有山門派系觀念，在我覺得，佛教是整體的，不是分裂切割的。因為在我父系家族門丁單薄，出家後也是門丁單薄，因此只要我聽到哪裡有大德老師，也沒有分什麼派別，都會前往拜訪，請他開示。但很慚愧的，我一直在祖庭之外參學，連我過去師祖的名號上下都不清楚，而遺憾為什麼師父不曾和我提過。可見，雖名師徒，但實在接觸不易。所以，談話間一言之重要，都要非常珍惜。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艱困時代，親近這許多老、中、青的善知識當中，我也遇過不少挫折。例如：我給白聖法師拒絕於門外，不准我掛單、參加會議；我也曾被南亭法師的問話難倒，他說：「你要在這裡吃飯嗎？」那時候年輕，臉皮很嫩，已近中午時分，明明想去趕齋，也羞於回答「要吃」，只有說「不要」，然後帶著失望的心情離開。最親近的東初法師，在餐桌上，指著僅有的二盤菜說：「這一盤特地為你煮的哦。」我覺得自己實在愧對長老，讓他這麼費心。
除了台灣的長老法師之外，我還親近過菲律賓的瑞今法師，香港的樂果老和尚、倓虛法師、大光法師、永惺法師、暢懷法師、覺光法師等；在馬來西亞，竺摩長老、勝進法師、金明法師、金星法師、伯圓法師、鏡盦法師等，我都以師長之禮尊重他們；尤其好友廣餘法師，跟我論交數十年，彼此惺惺相惜，成為至交。
在新加坡，還有光明山的宏船長老，彌陀學校的廣洽法師，佛教會的常凱法師，毘盧寺的本道法師，福海禪院的弘宗法師等，承蒙他們不棄，多年來相互關心，也多所關懷。其他，在全世界各地的在家居士，如：畢俊輝、葉曼、孫張清揚女士，朱鏡宙、趙恆惕、李子寬、趙樸初、沈家楨、周宣德、董正之、丁俊生、莫正熹，乃至樓宇烈、方立天、賴永海、張新鷹等等，他們都成了我的善知識，我都把他們當作老師。
我自己感到慚愧，不敢傲慢，不敢自大，能獲得這許多長老、善知識的開示，只有更加謙虛、謙卑。我們個人沒有能夠獨立而成功的，都是承蒙大眾慈雨甘露的滋潤，在歲月中慢慢成長。我們既不是為了「吃教」來出家的，就應該「為了佛教」犧牲奉獻，「為了佛教」弘法利生。
如今，我年已九十，罹患糖尿病也有五十多年，在醫病史上，糖尿病的患者能存活這麼長時間的，應該也不多見。什麼原因造成的？回想過去，在佛門裡忍飢受餓、多少屈辱、多少忍耐、多少苦難、多少辛酸，尤其如陶淵明詩云：「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造夕思雞啼，及晨願鳥遷。」我想，在這樣極度飢餓的情況下，恐怕是罹患糖尿病、心臟病最大的原因了。
不過，我與病為友，毫無怨尤，而且發願要「普門大開」，不但給人吃飯，為了佛教，我立下「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條，勉勵自己要進取、積極、奮發，一生樂觀。所謂「心如虛空無邊際，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平生何志願，平安幸福照五洲」，我就這樣活到了今天。回憶往事，假如有一些光榮，都是佛陀加被的；假如有一些成就，都是信徒成全的；假如有一些身教，也都是這許多大德、善知識做了我的榜樣、模範。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二○一二年十一月，我應邀又回到馬來西亞莎亞南體育場弘法，當時有二千名大馬青年，大聲的引領現場八萬人同唱〈佛教靠我〉，不禁讓我感動，熱淚盈眶。
去年（二○一五）十一月，他們又再舉辦「大馬好音樂會」，我因年邁不克前往，只有以錄影講話方式為他們祝福。徒眾告訴我，有八千名大馬青年不畏風雨，在大雨滂沱中，高唱〈佛教靠我〉，那充滿熱情的臉龐、嘹亮的歌聲，這還不能打動我們嗎？誰說佛教沒有希望、沒有未來呢？
今天，我這一番話，沒有別的意圖，只希望佛教界的諸位師友，既發心出家入道，都是要「為了佛教」，不要是來「吃教」的。期盼大家接受人間佛教、實踐人間佛教，做人間的菩薩，發心讓「佛教靠我」，我不靠佛教，不做「呷教」的和尚，那麼，我就於願足矣。
